Page 20 - 《社会》2020年第3期

权力与伦理 ： 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 （ ２００９ ： １０７ ） 深知政体问题对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 在他看
来 ，“ 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任务原则上说莫过于国家应当采取的形式问
题 ”。 一战期间 ， 国外和国内对 “ 德国政治失败 ” 原因的判断针锋相对 ：
“ 国外的看法是 ， 罪在德国的 ‘ 独裁统治 ’。 但在德国国内 ， 拜我们那些
文人墨客愚蠢的遐想之赐 ， 则会频频听到相反的说法 ， 即国际性的 ‘ 民
主 ’ 阴谋形成了与我们作对的反常同盟 。 国外使用的伪善说辞是 ‘ 把德
国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 ’ 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 ——— 我们就要更充分
地了解他们 ——— 使用的是同样伪善的口号 ， 即保护 ‘ 日耳曼精神 ’ 免遭
‘ 民主 ’ 的污染或者免受它们所指的其他替罪羊之害 ”（ 韦伯 ， ２００９ ： １３２
－１３３ ）。 在韦伯 （ ２００９ ： １０９ ） 看来 ， 双方的判断都是伪善的 ， 是把西欧的
国家观和德国的国家观相对立的无稽之谈 。 他认为 ， 对于一个大国来
说 ， 国家意志的形成 ， 或者说政体 ， 只有有限的选择形式 。 哪一种形式
在既定时代对于国家最为有效 ， 取决于国家面临的政治任务 。 如此一
来 ， 政体在韦伯 （ ２００９ ： １０９ ） 这里就转变成了 “ 单纯的技术问题 ”， 是可以
在面临不同的政治任务时加以选择的手段 ， 而非 “ 终极信念 ”。 正是基
于这样的考虑 ， 韦伯 （ ２００９ ： １１０ ） 公开宣称自己可以根据时势在保守 、 民
主和自由这些政治立场上切换 ：“ 笔者在差不多 ３０ 年前曾投票支持保
守派 ， 后来又投票支持民主派 …… 现在则为自由派报章写作 ， 一直不是
一个积极的党派人物 ， 将来也不可能是 ”。 在他看来 ， 这些不过是 “ 国家
运转方式的技术变革 ”，“ 因而不过是达到既定目标的一些手段 ”。 数十
年的政治经验使他相信 ，“ 我们迄今所使用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以及形成
国家意志的方法 ， 必定都会使德国的任何政策以失败告终 ， 不论这些政
策的目的何在 ”（ 韦伯 ， ２００９ ： １１０ ）。 可见 ， 他的政治立场始终是效果取
向的 。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他在德国的重要关头如何 “ 切换 ” 自己
在政体问题上的立场 。
韦伯在一战及战后经历了所谓从议会民主制向民选总统制的重大
立场转换 。 所谓议会民主制 ， 在德国实质上是君主立宪制 ， 是 １８７１ 年
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体 。 在一战末期的 １９１８ 年 ， 韦伯发表 《 新
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 》 一文 ， 力主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民主
制 。 其原因在于 ，“ 就德国面临的特殊国际形势来说 ，‘ 实际上 ’ 君主立
宪是最适于她的统治形势 ”（ 韦伯 ， ２００９ ： １３３ ）。 这是一个基于 “ 效果 ” 的
考虑 。 君主立宪制要发挥作用 ， 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议会 ， 否则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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