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社会》2020年第3期

权力与伦理 ： 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回过头来看 ， 三种正当性支配类型之所以无法与以往政治哲学的
政体类型直接对应 ， 正是因为韦伯主要是从行政管理而非政体的角度
来思考支配问题的 ， 这是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与以往政治哲学的重大差
异 。“ 权威 — 服从 ” 本质上是一个管理问题 ， 是任何政体都无法避免的 。
韦伯 （ ２００４犫 ： １９８ ， ２００４犮 ： ３０１ ） 所谓的正当性 ， 一方面是服从者 １４ 的终极
“ 心理依据 ”， 另一方面又是支配者创造的结果 ， 因而是优势团体和劣势
团体持续斗争的产物 。 在权力分配稳定的情况下 ， 优势团体创造的关
于正当性的 “ 神话 ” 会被劣势阶层接受 ； 一旦权力分配不稳定 ， 阶级冲突
兴起 ， 这些 “ 神话 ” 就会遭到劣势团体最猛烈的攻击 。 因此 ，“ 任何支配
（ 就此字之技术性意义而言 ） 的持续运作 ， 都有通过诉诸其正当性之原
则的 、 最强烈的自我辩护的必要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１９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正当性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经验产物 ， 而 “ 绝非仅只是个理论性与
哲学性思辨的问题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１８－１９ ）。
韦伯拒绝仅从 “ 理论性与哲学性思辨 ” 立场思考正当性问题 ， 转而
从历史的角度切入 ， 也就意味着他与以往的政治哲学分道扬镳了 。 这
种立场之变 ， 本质上是德国历史主义的产物 。 历史主义决定性地颠覆
了现代自然权利论的自然状态 ， 用历史的自然状态取代了虚构的自然
状态 ， 提出了家庭状态即是自然状态的主张 （ 李荣山 ， ２０１９ ）。 韦伯的三
种正当性支配是三种理念型 ， 虽然通常不是以 “ 纯粹 ” 的形式出现在历
史中 ， 却是从历史中提炼组合而来 ， 绝非 “ 理论性与哲学性思辨 ” 的产
物 。 三种支配类型的原型大致可以对应三种历史个体 ： 传统型支配对
应的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家长制 ， 卡里斯玛支配带有对早期基督教的
联想 （ 韦伯 ， ２００４犮 ： ３０３－３０４ ）， 法理型支配则是西方独有的法律理性主
义的产物 。 这是一个历史的分类 ， 而不是哲学思辨的分类 。 通过考察
历史上丰富多样的支配形态与理念型的接近性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
现 “ 具体的历史事实 ”（ 韦伯 ， ２００４犮 ： ３０５ ）。 具体而言 ， 这三种纯粹类型
在历史中呈现为种种交叉的亚类型 ： 家产制 、 身份制 、 家产官僚制 、 世袭
性卡里斯玛 、 职位性卡里斯玛 、 望族支配 ， 等等 。 总而言之 ， 韦伯的支配

社会学描绘了一幅从最初的家长制到现代国家形成的壮阔图景 。

１４． 这里的服从 ， 既包括僚属对支配者的服从 ， 也包括被支配者对支配者及其僚属的服从 （ 韦
伯 ， ２００４犱 ： 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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