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4 - 《社会》2020年第3期

权力与伦理 ： 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 ２００４犱 ： ４２ ） 看到 ，“ 近代初期欧陆诸国的国家权力 ， 通常都集中在那些
最大胆迈向行政官僚化之途的君主手中 。 显而易见 ， 大规模的近代国
家在技术上是极端依赖官僚制之基础 。 国家愈大 ， 愈是个强权 ， 对官僚
制的依赖就愈是绝对 ”。（ ３ ） 行政事务之质的变化 。 也就是行政日趋
“ 集约化 ”， 尽可能将所有事务集中交由国家直营机构来连贯地处理 。
（ ４ ） 官僚制组织的技术优越性 。 精准 、 迅速 、 明确 、 熟悉档案 、 持续 、 谨
慎 、 统一 、 严格服从 、 防止摩擦以及物资与人员费用的节省等切事性特
点 ， 全都是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 （ 尤其是一元式支配的情况 ） 里达到最
理想状态 。（ ５ ） 行政手段的集中 。 官僚制结构的发展通常伴随着物质
经营手段集中于支配者手中 。 在身份制国家 ， 行政工具全部或部分由
从属的行政僚属自行掌握 。 亲自管理行政的家产制君主 ， 往往想方设
法自行提供行政工具 ， 以免权力被分散 。 到了现代 ， 行政僚属和行政工
具彻底分离 ， 国家垄断了行政工具 （ 韦伯 ， ２００４犫 ： ２０３－２０５ ）。 国家权力
集中恰恰是国家理由的另一面 ， 韦伯对 “ 王安石变法 ” 的态度鲜明地体
现了这一点 。 为了应对赋役国家在国库收入与军事上饱受机能失调的
威胁 ， 王安石开始军事财政改革 ， 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加强中央
集权 ， 建立统一的国库行政来支撑一支为君王效力的国家军队 （ 韦伯 ，
２００４犪 ： １２５－１２９ ）。 在韦伯眼里 ，“ 王安石变法 ” 是家产官僚制国家理由
的典型代表 。
上述两个革命性的影响使得现代行政管理鲜明地染上了国家理由
的双重色彩 ： 一方面 ， 官僚制日益脱离了原本的伦理色彩 ， 成为纯粹的
支配手段 ， 但同时又隐秘地和某种国家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 ； 另一方
面 ， 官僚制大大增强了国家的权力 ， 同时自身又拥有了支配者难以驾驭
的极大权力 （ 韦伯 ， ２００４犱 ： ７１ ）。 总而言之 ， 前现代保有的不同程度的权
力 — 伦理平衡格局 ， 到了近现代已经摇摇欲坠 ， 只能靠某种意识形态意
义上的正当性来维系 。 如何在新的条件下重塑权力与伦理 （ 无论是何
种意义上的 “ 伦理 ”） 的平衡 ， 是现代政治面临的重大挑战 。
（ 四 ） 政治家作为政治伦理的担纲者
韦伯拒斥纯粹的信念伦理 ， 信奉责任伦理 。 然而 ， 谁才是这种伦理
的担纲者呢？官僚制已经丧失了伦理 ， 沦为纯粹的行政管理工具 。 因
此 “ 无恶无好 ” 地忠实履职是官僚的纪律 ，“ 出于对下命令者的责任 ， 尽
心地执行上级命令 ” 是其荣誉所在 。 官僚虽说也必须要承担政治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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