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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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2020 · 3

   使德国不可能作为议会型国家发挥作用 , 而必然转向管理型国家 。( 2 )
   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窄化并扭曲了正当性 。 他引用韦伯的观点认为 ,
   当时的议会民主制把合法性完全等同于正当性 。 而正当性的范围其实
   远大于合法性 , 合法性只不过是韦伯意义上的三种典型正当性之一 ( 施
   米特 , 2014犪 : 187 )。 不仅如此 , 由于 “ 合法主义法律概念 ( 犱犲狊
  犾犲 犵 犪犾犻狊狋犻狊犮犺犲狀犌犲狊犲狋狕犲狊犫犲 犵 狉犻犳犳 ) 的本质性前提和特殊激情遭到抛弃 ”, 或
   者如前文所说 , 已经脱离了作为政体伦理的德性 , 使得合法性仅仅变成
   形式的东西 , 与实质的正当性对立 , 酿成解散国会之类形式上 “ 极为合
   法 ” 实际上却非常愚蠢的政治后果 , 最终导致合法性制度的崩溃 。 更有
   甚者 , 把合法性当成正当性 , 还可能为 “ 最极端最革命的努力 、 目标和运
   动开启一条合法道路和一种合法程序 ”, 使得居心叵测者 “ 不用暴力 、 颠
   覆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 施米特 , 2014犪 : 102-103 )。( 3 ) 最重要的是 ,
   国家日渐紧密地与管理联系在一起 。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 , 都
   是 “ 关于无国家 , 从而无管理的社会学说 ”。 到了 16 、 17 世纪 , 各政治共
   同体因采用官僚制管理而与中世纪单纯的 “ 护法型国家 ” 鲜明地区别开
   来 。 此外 , 即便在议会制立法型国家 , 独立的 “ 行政权 ” 也成了执法的前
   提条件 。 总之 , 到了现代 , 如韦伯所说 , 管理机构已经成了一般政治社

   团的本质特征 ( 施米特 , 2014犪 : 99 )。
       综上可知 , 韦伯基于其效果取向的立场 , 把伦理转化为正当性 , 与
   此同时 , 也把支配社会学的重心从政体问题转向管理问题 。
       ( 三 ) 行政管理问题的兴起 : 官僚制与 “ 伦理 ”

      韦伯 ( 2004犱 : 11 ) 明确声称 , 支配社会学的首要关注是支配与管理
              ) 13 的结合 , 因为所有支配都必须靠管理来展现与运作 。
   ( 犞犲狉狑犪犾狋狌狀 犵
   只要涉及大规模行政 , 就会面临繁重的管理任务 , 势必需要受过训练的
   专业人士 ( 管理僚属 ) 组成永久性的组织来专门行使支配权 。 一旦采取
   “ 持续性的目的行动 ”, 这个管理僚属的结合体就成为 “ 经营组织 ”
   ( 犅犲狋狉犻犲犫狊狏犲狉犫犪狀犱 )( 韦伯 , 2005 : 70 )。 韦伯 ( 2005 : 76-77 ) 认为国家正
   是这样的经营组织 , 并把依靠理性的 “ 配置 ” 持续 “ 经营 ” 和垄断暴力一
   同界定为现代国家的根本特征 。


   13.犞犲狉狑犪犾狋狌狀 犵 也可译为 “ 行政 ”, 但通译为 “ 管理 ”。 为行文流畅起见 , 视具体情况交替使用 ,
   不再一一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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