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5 - 《社会》2020年第3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３

但仅限于对上级负责 ， 谈不上是责任伦理的担纲者 。 至于平民 ， 韦伯往
往把其与 “ 直接民主制的行政 ” 关联起来 ， 他们扮演的是被卡里斯玛政
治家煽动的角色 ， 更谈不上是主动承担政治责任的主体 。 既然民族利
益和文化价值的含义是暧昧的 ， 政治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也就难以区分 ，
只有高明的政治家才能掌握这门审时度势加以区分的艺术 。“ 有恶有
好 ” 是政治家的本色 ，“ 采取立场 、 斗争 、 有所动情 ”，“ 对自己的作为 ， 要
负无所旁贷的个人责任 ， 要负无法也不可拒绝或转卸的责任 ” 是其荣誉
所在 （ 韦伯 ， ２００４犫 ： ２２４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只有政治家才是责任伦理
的终极担纲者 。 韦伯 （ ２００４犫 ： ２７４ ） 要求他们必须有直面政治伦理非理
性的勇气 ：
谁有自信 ， 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 ， 愚蠢 、 庸俗到
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 ， 而仍屹立不溃 ， 谁能面对这
个局面而说 ：“ 即使如此 ， 没关系！ ”（ 犱犲狀狀狅犮犺 ）， 谁才有以政治
为志业的 “ 使命与召唤 ”。
韦伯认定 “ 反传统的传统 ” 是西方前进的动力 （ 李猛 ， ２０１０ ）， 也就必
然不可能寄希望于复归传统伦理 ， 同时在他眼里 ， 法律规则也只不过是
某种形式的合法性 ， 所以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政治家的卡里斯玛 。 然
而 ，“ 初生状态 ” 的卡里斯玛是一种不稳定的个人特质 ， 是非理性的 。 根
据韦伯 （ ２００４犪 ： ４７７ ） 在宗教社会学中的界定 ， 伦理往往与 “ 一个有系统
且合理化的 ‘ 世界图像 ’（ 犠犲犾狋犫犻犾犱犲狊 ）” 关联在一起的 。 卡里斯玛要演变
成伦理 ， 需要经过例行化重新铸造成 “ 伦理人格 ”， 才能贯穿到日常生活
的每一个细节中 ， 把日常生活升华为 “ 天职 ”， 形成真正的伦理生活 （ 李
猛 ， ２０１０ ）。 韦伯 （ ２００４犫 ： ２７３－２７４ ） 要求他的政治家既要有热情 ， 又要
有责任感与判断力 ； 既要是领袖 ， 又要是平常意义上的英雄 。 这是一个
初生状态卡里斯玛和例行化卡里斯玛的双重要求 。 初生状态卡里斯玛
的不确定性 ， 再加上卡里斯玛本身缺乏明确内容 ， 在现实中难以鉴别
（ 蒙森 ， ２０１６ ： ４１５ ）， 实际上难免超出日常 ， 造成不确定的政治后果 。 相
比之下 ， 他笔下的官僚和平民则处在 “ 服从者 ” 的位置 ， 彻底日常化而规
避了伦理责任 ， 容易陷入 “ 平庸的恶 ”（ 齐晓瑾 ， ２０１０ ）。 总体来看 ， 相比
于受清教洗礼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 ， 政治伦理缺乏普遍性和日
常性 ： 韦伯对政治家的伦理 “ 要求 ” 过高了 ， 对官僚和平民的 “ 要求 ” 则太
低了 。 在卡里斯玛政治家 、 官僚和平民之间 ， 似乎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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