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1 - 《社会》2020年第3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３

享福 ， 遇到战争的时候也应当与他一同度过危难 。 驾轭之牛 、 勒缰之马
以及那些交换的兵器也就是为了申明这种意义 ”。 早期日耳曼社会已
经在祭祀政治性的神灵了 ，“ 麦叩利 （ 即奥丁 ） 是他们最尊崇的神 ， 甚至
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 ， 杀人来祭他也不为非法 。 对于赫尔丘力士和马
斯 （ 犕犪狉狊 ） 则以比较合法的牺牲品来奉祀他们 ”（ 塔西佗 ， １９８５ ： ６０－
６１ ）。 但这时的政治系统和职业军事贵族尚未发达到罗马那种程度 ， 所
以未见要式物与略式物的法律区分也不足为怪 。 他们真正发达的是军
事系统 ， 整个社会是围绕着武士的道德组织起来的 ，“ 要想劝他们像向
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 ， 那是很困
难的 。 而且 ， 他们还觉得 ： 可以用流血的方式取得的东西 ， 如果以流汗
的方式得之 ， 未免太文弱无能了 ”（ 塔西佗 ， １９８５ ： ６２－６３ ）， 故而 ， 他们在
礼物的选择上才会呈现上述特征 。 后文将会论述到 ， 武士阶层本身对
于要式买卖和耐克逊非常反感 。 但是 ， 这并不意味着武士社会的物就
没有法权意义 ， 在不同部落间的赠礼中 ， 这种军事色彩的礼物很大程度
上成为缔造联盟的凭借 ：“ 酋帅们特别喜欢接受临近部落的馈赠 ， 这些
馈赠不仅是个人送来的 ， 还有全体部落送来的 ： 礼品之中有精选的良
马 、 厚重的盔甲 、 马饰及项链等物 ”（ 塔西佗 ， １９８５ ： ６３ ）。 婚礼中的礼物
和部落间礼物的同一性已经清晰地表明了日耳曼人武士社会的特征 。
到了封建时代 ， 由于教会法高度发达 ， 物独有的法权意义才开始快速衰
落 ， 但基于女性交换的日耳曼法和教会法之间的张力其实从未止息 （ 杜
比 ， ２００８ ： ４７ ）。
莫斯引用了塔西佗对日耳曼礼物的记录 ， 但并未意识到武士社会
中礼物的独特性 ， 他对日耳曼法中礼物的研究主要基于于维兰 （ 犘犪狌犾
犎狌狏犲犾犻狀 ） 对抵押物 （ 狑犪犱犻狌犿 ） 概念的研究 。 于维兰将耐克逊与日耳曼人
的抵押物放在一起比较 ， 抵押物不能等同于定金 ——— 后者更多是纯粹
经济意义的 ， 并不承担象征功能 ， 而且日耳曼人和拉丁人的定金的概念
都来自闪米特人 ， 并非印欧人固有的概念 。 抵押并不是日耳曼人特有
的法律形式 ， 在罗马法中抵押是信托和担保的一种形式 ，“ 某债务人为
担保其债务 ， 将他的某件财产转让给其债权人 ， 并附信托 ， 如果清偿债
务 ， 并且在清偿债务后归还 ”（ 乔洛维茨 、 尼古拉斯 ， ２０１３ ： ３７１ ）。 抵押物
是不能被债权人随意转让的 ， 除非在抵押过程中附加一个流质条约 。
在古典时期 ， 质押可能和保证人一样 ，“ 其提供首先是为了清偿债务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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