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0 - 《社会》2020年第3期

道德之债 ： 莫斯对印欧人礼物的研究

产 ， 宗教意义非常薄弱 ，“ 他们的房子简陋无比 ： 树枝为梁 ， 茅草当瓦 ， 一
天就可搭成 ， 随时都可以放弃 ”（ 林悟殊 ， １９８１ ： ４ ）。 同时 ， 法律史的研究
表明 ， 日耳曼人也没有类似罗马的要式物一类的观念来承载法权 ，“ 日
耳曼法则为法律习惯之集合 ， 一切法律观念 ， 恒系于具体的事实关系 ，
其规范相互间并无抽象的概念之统一 ”（ 李宜琛 ， ２００３ ： ４９ ）。 这似乎给
莫斯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 从古式社会的礼物研究开始 ， 他便一直致力于
识别出物本身的法权意义 ， 不论是库拉交易中的瓦古阿还是夸富宴中
的铜器 ， 抑或是罗马市民法中的要式物 ， 莫斯都将其确认为重要法权物
的类型 ， 并以物的法权地位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契约概念 ， 但在日耳
曼 ， 这一物之概念的阙如使莫斯不得不另辟蹊径 。 ９ 但值得注意的是 ，
这很可能是法律史研究的一个误解 。 在部族法时代 ， 日耳曼人已经有
相对比较完整的等级制度和宗教体系了 ， 法律上要式物概念的匮乏并
不等同于社会生活中缺乏物的分类 。 莫斯 （ ２０１６ ： １０８ ） 提到 ， 日耳曼新
娘的父亲会在女儿结婚时提供嫁妆 ，“ 此类礼物的丰厚程度被看作是年
轻夫妇此后多子多福的保证 。 结亲时刻的礼物 ， 就像教父母在其教子
女生命中的一些重要关头以示嘉勉和帮助的礼物那样重要 ”。 根据塔
西佗的记载 ， 早期日耳曼社会的聘礼和嫁妆都是有固定类别的 ， 并非如
后世晨礼那般以数量之丰厚来计算 。“ 彩礼只是一轭牛 、 一匹勒缰的
马 、 一面盾 、 一支矛或一把剑 ， 既不是为了迎合女人的口味 ， 也不能用作
新妇的装饰 …… 而她也带来一些盔甲之类送给自己的丈夫 。 他们认为
这是一种最大的约束 ， 这是一些神圣的仪节 ， 这是一些保障婚姻的神
力 ”（ 塔西佗 ， １９８５ ： ６４ ）。 上述礼物清单中的物可以分成两类 ： 一类是与
土地耕种有关的牛 ， 这与其他印欧人是没有区别的 （ 梅因 ， ２０１２ ： ７２－
７３ ）； 另外一类则是武器 ， 主要与战争有关 。 对武士品格的强调是这一
时期日耳曼人礼物的重要特点 。 塔西佗 （ １９８５ ： ６４ ） 说 ， 这些礼物就是要
告诫妇女 ，“ 应与她的丈夫共劳苦 ， 同患难 ， 在太平时候即与她丈夫一同

（ 接上页 ） 亲属制度上的双系制度和家庭法权制度的严格父系制度之间的对反 ， 会造成象征与
法权上颇为复杂的错综关系 ， 一般来说 ， 这种情况在罗马共和时期之后是不彰显的 。
９． 日耳曼法中虽然没有要式物 ， 但并非没有要式契约 ， 甚至还有类似债务奴隶的人质契约 （ 李
宜琛 ， ２００３ ： １１７－１２３ ）， 其契约之实际法权内容与罗马法的相似性非常高 ， 但因为其中标的物
和交换方式的宗教与象征意义不明显 ， 无法纳入礼物研究的逻辑 ， 而只能看作纯粹经济意义
上的交换 ， 故而没有被莫斯作为证据来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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