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6 - 《社会》2020年第3期

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

我们有理由怀疑 ， 工作小组在确定环境污染补偿标准时 ， 有很大的主观
成分 ， 并非完全将农户的实际损失纳入考虑 。 工作小组认为 ， ２００７ 及
２００８ 年原告所在村的果树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 这个判断至少应由法院
再加以核实 。
事实上 ， 本案的法官很清楚工作小组的结论并不完全可信 。 在案
件审理的过程中 ， 工作小组成员的证词不乏可疑和前后矛盾的地方 。
比如 ， 犡犡 镇政府负责污染协调的杨某在庭上表示 ， 如果有农户向镇政
府投诉污染 ， 工作小组会在接到通知的 ２４ 小时内来现场检查 。 可是 ，
就在杨某当庭发誓 ２００７ 及 ２００８ 年没接到过农户投诉后 ， 原告却当场
反驳 ， 其曾经在 ２００８ 年去办公室找过杨某 ， 并且拨打过杨某的手机 。 ２７
又比如 ， 县林业局的工程师万某在庭前调查的过程中表示 ， 他去原告家
果园看过 ， 认为原告的果树生长不好是因为缺少肥料以及疏于管理 。 ２８
这和他在庭审当中 “ 小组调查只通知村 、 不深入到每家每户 ” 的说法前
后矛盾 。 ２９ 再比如 ， 在确定赔偿的程序性问题上 ， 县环保局执法大队的
孟某和县农业局的农技师归某的证词不一致 ： 前者表示工作小组会召
集村 、 组和群众开会 ； ３０ 后者却表示 ， 污染赔偿一般只有村 、 组干部参与
协商 ， 普通农户不参加 。 ３１ 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说辞背后 ， 工作小组究竟
是如何开展接诉 、 调查 、 赔偿等工作的 ， 始终是一个谜 。 问题在于 ， 既然
法院知道工作小组的结论有可能与实际不符 ， 那么法院为什么轻易地
采信工作小组的结论 ， 却对本案的其他证据不屑一顾？法官难道不应
该 “ 以事实为依据 ”“ 全面 、 客观地审核证据 ” 吗？ ３２ 法官在本案中判决原
告败诉 ， 是否有难言之隐？如果法官认同工作小组的调查结果是不得已
的 ， 那么法院在判决书中进行事实说理为什么又是必要的？

三 、 上诉制度和司法责任的 “ 双轨制 ”

本文重点研究的这家基层环保法庭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 在同一
时间成立的还有为了应对上诉需求设置的 犡犡 市中院环境保护审判

２７． 参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民事审判笔录的第 １０ ～ １１ 页 。
２８． 参见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座谈笔录的第 ４ 页 。
２９． 参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民事审判笔录的第 １６ 页 。
３０． 参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民事审判笔录的第 １４ 页 。
３１． 参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民事审判笔录的第 １７ 页 。
３２． 参见前注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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