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20年第2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２

四 、 从西方到东方 ： 返回他 — 我之间的中间环节

克拉克洪年少时就已得到古典学滋养 ， 成长过程中部分出于对古
典学的 “ 反叛 ”， 他选择了以人类学为业 。 至其民族志工作临近功德圆
满之际 ， 他悄然做了一个华丽转身 ， 返回古典文明 ， 致力于在 “ 旧学 ” 内
部摸索 “ 新学 ” 的出路 。 在向古典学的曲折回归中 ， 克拉克洪带着双重
心态 ： 他既没有因欣赏古典旧人类学而像其后现代主义晚辈那样否定
现代新人类学 ， 也没有因转向与其纳瓦霍民族志建树大相径庭的古史
研究而割裂神话与历史 。 那么 ， 他的学术 “ 性格组合 ” 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一种学说不可能在真空中生成 。 如果说克拉克洪曾经建立过自己
的学说 ， 那么 ， 这个学说必然与他直接接触过的几个 “ 学派 ” 之间存在关
系 。 在评介其学术思想来源时 ， 帕森斯和弗戈特称 ， 克拉克洪曾就学于
他在牛津和哈佛的导师 ， 但接受的观点却大多来自师门之外的美国现
代文化人类学派 。 克拉克洪的民族志和文化论的确有这个特点 。 不
过 ， 其有关古典文明的论述却至少与其在文本中述及的牛津大学泰勒
师门 ， 特别是其述及的迈尔斯 、 马雷特及反思地继承泰勒学说的安德鲁 ·
朗 、 弗雷泽等相关 。 那么 ， 克拉克洪与这些 “ 学派 ” 间有着哪些具体的关
联和差异呢？
对学术史研究者来说 ， 以上问题一定重要 。 然而 ， 本文的旨趣并不
在此 。《 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 》 一书 ， 学术史内涵已足够丰厚 （ 这本
小册子呈现的不过是克拉克洪对其耗费了大量心力进行汇总 、 整理 、 分
析之海量文本的概述 ）， 对之加以进一步的丰富化和 “ 情景化 ” 虽是学术
史专业的 “ 分内之事 ”， 但对笔者而言 ， 更重要的是 ， 对这两门学科之间
关系历史的系统梳理将为我们提供一面反观现代新人类学认识危机的
镜子 。
遗憾的是 ，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 ， 人类学领域鲜见述及克拉克洪此
书的作品 。 那些涉及克拉克洪学术成就的同行论著 ， 绝大多数也只是
引及其民族志作品 ， 且不少同人往往只是因其与人类学大师克虏伯合
著过有关文化概念之书 （ 犓犾狌犮犽犺狅犺狀犪狀犱犓狉狅犲犫犲狉 ， １９５２ ） 而了解到他的
学术思想 。 现今的学者们对人类学的古典学情结不甚了解 ， 大多数人
相信 ， 无视 《 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 》 一书实属正常 。 他们的态度使
笔者在学术 “ 废墟 ” 中找到克氏此书时异常意外和兴奋 ， 感到再现它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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