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中鼓动把小事煽成大事来从中渔利 。
基于此类事实 ， 梁钊韬 （ １９４２ ： １１４ ） 认为 ， 边地汉人在借贷 、 营商与
械斗等方面给国家的边疆治理带来了挑战 。 为此 ， 他进一步指出 ， 边地
汉人群体 “ 只知图利 ， 而无国家民族思想 ”， 不但不会代国家向当地民族
解释国家法令与国民义务 ，“ 反而因为汉人社会不许他立足而怀怨恨 ，
挑拨汉 莕 的感情 ”， 故在事实上妨碍了政府的边政实施 。 ３ 关于这一点 ，
费孝通经由广西的田野调查指出 ， 边地汉人在日常生活中原本担负着
沟通汉 、 瑶文化的角色 ， 并深得当地瑶人信任 ， 但他们不欢迎新式的学
校 ， 拒斥边疆社会的进步 ， 乃因他们能够在边地生活 ， 全赖于该地方的
落后 ， 借此 “ 寄生 ”， 从而获得利益 ， 以至于当地官员称边地汉人群体是
“ 阻挡着政府开化政策的势力 ”（ 费孝通 ， ２００９ ： ３５０－３５１ ）。 大约基于此
类情形 ， 当时有论者指出 ， 边疆问题之所在 ，“ 在汉不在夷 ”， 故为正本清
源计 ， 似应从改造边地汉人入手 （ 曾祥 ， ２０１４ ： ３７４－３７５ ）。
综上所述 ， 如果说 “ 限界群 ” 的表述从心理意识层面揭示了边地汉
人阻隔内地 、 边疆文化交流与国族统合的状况 ， 那么 ，“ 寄生虫 ” 的比喻
则在日常社会层面构建了一个附着边疆的食利者形象 。 显而易见 ， 无
论是 “ 限界者 ” 的形象描述 ， 还是 “ 寄生虫 ” 的形象构建 ， 实际上均将边地
汉人视为一个 “ 问题 ”。 种种迹象表明 ，“ 限界群 ” 构建者虽未在研究工
作中自觉参照罗伯特 · 帕克的 “ 边缘人 ” 理论 ， 但这种趋于负面的边地
汉人形象构建与前述 “ 枢纽人 ” 之正面形象一起 ， 在田野层面与 “ 边缘
人 ” 理论形成了对话 ， 恰恰呼应了 “ 边缘人 ” 理论所要表达的多元形态 。
五 、 边地汉人二元形象的学术史释读

有关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的阐释提醒我们 ， 当时国内社会知识
精英笔下的边地汉人形象并非千篇一律 ， 而是呈现出两种矛盾性的群
体形象 ———“ 枢纽人 ” 与 “ 限界群 ”。 如此 ， 一个重要问题浮出了水面 ： 如
何理解边地汉人形象构建的分歧性？不过 ， 现有文献资料似乎表明 ， 彼
时社会知识精英并未就边地汉人形象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讨论 ， 这为

我们进一步考察和认知边地汉人二元形象之塑造问题带来了困难 。

３． 关于边地汉人对边政 、 边教等问题的阻碍作用 ， 梁钊韬 （ １９４４ ） 在 《 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
施 》 一文中作了更为细致的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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