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社会》2020年第1期

在 “ 枢纽 ” 与 “ 限界 ” 之间的边缘人

正如清初士大夫将学术与时势相结合 ， 大谈 “ 无五百年统治中国
者 ” 一样 （ 梁启超 ， １９２３ ）， 民国时期民族学 、 社会学 、 历史学等学科领域
的学者论述 “ 边地汉人 ”， 亦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 “ 学术研究服务于时代
需要 ” 的诉求 。 就此意义而言 ， 边地汉人二元形象的生成 ， 实则反映出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知识精英群体认知边疆和民族之视角的差异 。
要理解边地汉人形象的复线叙事 ， 或须梳理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学术
思想史 ， 方能窥其一斑 。
一般来说 ， 历代中国官修史书或私家著述的文本书写当中 ， 经常会
呈现这样一种图景 ： 由于来了一批中原汉人 ，“ 野蛮 ” 的边疆地方最终变
成了经济 、 文化繁荣的 “ 中国 ” 的一部分 。 正是从这样一种刻板而熟悉
的历史叙事出发 ， 传统的边疆研究描绘了一幅 “ 以中原汉人为主动 ， 四
方民族为宾位 ”， 由中原到边疆 、 由中央到地方 、 由国家到社会的扩张历
史画卷 ， 进而构建起了国家强势扩张的历史面向 。 建立在这一体系之
上的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开发与边政建设运动 ， 上至中央政府 ，
下至地方政府和一般社会知识精英 ， 均希冀将更多的内地汉人引入边
疆 ， 以实现边疆 “ 内地化 ” 之目标 （ 冯建勇 ， ２０１７ ）。
当时的一些社会学家 、 民族学家 ， 如吴文藻 、 黄文山 、 杨成志等人在
探讨边政建设问题时于学理上表现出内在的矛盾性 ： 一方面吸收了最
新的民族话语 ， 强调 “ 打破偏见 ”，“ 以民族平等态度对待边疆民族 ”； 另
一方面却仍保留了传统 “ 以夏变夷 ” 的残余 ， 主张单向度地 “ 开化 ”“ 汉
化 ” 边民 （ 参见黄文山 ， １９３６ ； 杨成志 ， １９４１ ； 吴文藻 ， １９４２ ）。 一个显而易
见的例子是 ， 这些学者将边地人群划分为 “ 我群 ” 与 “ 他群 ”———“ 我群 ”
即汉人 ，“ 他群 ” 则为非汉人群 ， 从终极目标来说 ， 乃是以 “ 我群 ” 涵化 “ 他
群 ”， 使得 “ 他群 ” 渐与 “ 我群 ” 融为一体 （ 参见黄文山 ， １９３６ ； 吴文藻 ，
１９４２ ）。 至于其具体的历史进程 ， 大致是这样铺展开来的 ： 边地汉人与
当地人混居杂处 ， 甚至通婚融合 ， 生活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边缘文化之
中 ， 从而铸成了最活泼的 “ 边缘人 ”； 这种族群混杂 、 文化交流的现象 ， 对
于促进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的混合同一 ， 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 ， 进而
造就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大有裨益 （ 吴文藻 ， １９４２ ： １１ ）。
上述以边地汉人为 “ 枢纽 ” 开发边疆的主张 ， 在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 倡导 “ 中华民族是一个 ” 的国内政治形势下 ， 颇受社会舆论的认可和欢
迎 ， 但在学术和经验层面仍然遭到了一些论者的质疑 。 江应 睴 通过对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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