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学术训练背景的学者 ， 较早地掌握了 “ 边缘人 ” 理论知识 ， 但在 ? 引该理论
诠释边地汉人的社会历史地位之时 ， 却是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 ， 从宏大国
家叙事着眼 ， 有意无意地对该理论进行了一番 “ 本土化 ” 转换 ， 剥离了 “ 边缘
人 ” 的消极属性 ， 塑造了一个能动性极强的 “ 边政枢纽 ” 人群形象 。 回到历
史现场 ， 我们将会发现 ， 这种略显浪漫化的情感倾向在当时遭受了若干质
疑 。 检索这一时期的报刊 、 杂志以及相关的调查报告 、 私人日记等文献资
料可了解到 ， 边地汉人之形象决非如 “ 枢纽 ”“ 钥匙 ” 之类褒义性词汇所能囊
括 。 除却此类基于 “ 民族国家构建 ” 诉求而生成的宏大叙事 ， 一些研究者揭
示了日常生活场景之中边地汉人的 “ 限界群 ” 形象 。
彼时 ， 民族学家李安宅 （ １９４６ ： ３３－３５ ） 通过对藏区的田野调查指
出 ， 前往边地的汉人 “ 不是发配充军的 ， 就是铤而走险流离失所的 ”， 因
此 ， 藏人称当地汉人为 “ 汉丐 ”， 因来源为逃难者 ； 蒙古人称当地汉人为
“ 黑民 ”， 因系蒙古人佃户之佣工 ， 以别于普通人 （ 佃户 ） 与贵族 。 这两种
称呼的生成与传播 ， 实际反映了边民对于边地汉人的观感以及汉人在
边疆的历史和现实地位 。 在李安宅看来 ， 此类边地汉人作为 “ 开发边
疆 ” 的基本力量 ， 与辽阔的边疆地方相比 ， 顶多产生 “ 少数群 ” 的作用 ，
“ 不但不能开发边疆 ， 反被边疆所开发了 ”， 其结果是 ：
（ 边地汉人 ） 没有习得边民的好处 ， 反而习得边民的坏处 ；
没有保留内地的优点 ， 反而传播内地的劣点 。 这种进退失据的
“ 少数群 ”， 或者可以叫作两种文化的 “ 限界群 ”； 他们作了 “ 前人
撒土后人迷眼 ” 的先锋队 ， 致使一切后来者均被视为一丘之貉 ，
此之谓因为最初接触不幸而有的困难 。（ 李安宅 ， １９４６ ： ３５ ）
在此 ， 李安宅提出了 “ 限界群 ” 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边地汉人 。 所谓
“ 限界 ”， 其言下之意 ， 即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边地汉人原本不能代表汉
人的整体形象 ， 而他们在边地人群中塑造的负面形象 ， 有如 “ 前人撒土
后人迷眼 ” 一般 ， 阻断了内地与边疆两种文化的接触 ； 从最终结果来看 ，
基于现实的生存需要 ， 边地汉人群体自身经历了一个从 “ 客民 ” 到 “ 土
著 ” 的过程 ， 逐渐融入边地人群之中 。
李安宅有关边地汉人窘迫无依 、 进退失据情形之描述 ， 在同时代的
研究报告中亦不鲜见 。 １９３４ 年 《 铁道部云贵段经济调查报告 》 指出 ， 云
贵一带各地汉人 “ 呈一种苟安之象 ， 不复如前之努力进取矣 ， 尤其吸食
鸦片者日盛 ， 民性日习疏懒 ， 体力日变衰弱 ， 社会状况亦日趋于衰落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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