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8 - 《社会》2020年第1期

在 “ 枢纽 ” 与 “ 限界 ” 之间的边缘人

“ 限界群 ”“ 寄生虫 ” 的形象表明 ， 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边地汉人大多是自
私的 ， 以获利为目标 （ 吴泽霖 ， １９４３ ： ３－４ ）。
其实 ， 将边地汉人视为 “ 问题 ”， 非自民国始 。 追溯历史 ， 明末迄至
清中前期的官书档案 ， 通常使用 “ 汉奸 ” 一词指称与 “ 生苗 ”“ 生黎 ”“ 夷
匪 ”“ 生番 ”“ 野番 ”“ 逆夷 ” 等西南边疆所谓 “ 化外 ” 民族交往 ， 教唆作乱 、
侵占田宅 、 违禁取利 、 违法滋事的边地汉人 （ 参见吴密 ， ２０１０ ）。 大体来
说 ， 边地汉人给中央政府 、 边地官员带来了不安 ， 主要是因为他们突破
了内地与边疆的界限 ， 有违中国传统安土重迁的思想 ， 而这种游移在边
界外的人群往往被视为不安定因素 。 不过 ， 与传统社会知识精英基于
经验主义 ， 从国家治理和边地秩序维护的角度来评判边地汉人之 “ 奸
人 ” 属性不同 ， 这一时期研究者所构建的 “ 限界群 ” 形象决非出于 “ 预
设 ”， 实则体现了一部分社会知识精英强烈现实关怀的另类表达 。 他们
通过对边疆社会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 ， 更多地将边地汉人 “ 限界群 ” 形
象之构建作为 “ 反求诸己 ” 的缘起 ， 用以建立臻于平等的边地民族关系 。
持 “ 限界群 ” 观点者 ， 如费孝通 （ 参见杨清媚 ， ２０１５ ）、 李安宅 （ 参见汪洪
亮 ， ２０１３ ）、 梁钊韬 （ 参见徐杰舜 ， ２０１６ ）、 范长江 （ １９３７ ）、 陈碧笙 （ ２０１３ ）
等 ， 均有在边疆地区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经历 ， 故对边地社会 、 边民日
常生活颇具洞察力 。 从上引梁钊韬 、 吴泽霖之论说即可了解到 ， 持 “ 限
界群 ” 观点者认为 ， 政府主导下的 “ 建设边疆 ”“ 开化边民 ” 政策以边地汉
人为枢纽来进行的作法看似合理 ， 但深究起来有其弊病 ， 乃因其着眼点
仅顾及政府 、 内地方面之意旨 ， 而未能从边民立场及其实际生活形态予
以考量 ： 一则 “ 汉化 ” 的国族构建路径是否确当 ， 尚存疑问 ； 二则边地汉
人能否承担 “ 开化 ” 重任 ， 亦存疑虑 。
总体来看 ， 本文所呈现的民国时期边地汉人二元形象之构建历程 ，
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 · 帕克的 “ 边缘人 ” 理论发生了对话 。 如果说 ，
吴文藻 、 陶云逵从长时段 、 宏大叙事出发 ， 致力于阐发 “ 边缘人 ” 理论的
积极性一面 ， 并对边地汉人形象的描绘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 那么 ， 费
孝通 、 李安宅 、 梁钊韬 、 岑家梧等基于微观 “ 边地日常 ” 所得的结论 ， 实则
反映了 “ 边缘人 ” 理论所揭示的消极性社会状态 ， 对日常生活中边地汉
人形象的刻画更具写实性 。 两种不同叙事所呈现出来的矛盾性 ， ４ 实

４． 应当指出 ， 我们不能将这种矛盾性认定为 “ 截然两分 ”， 而只可理解为 “ 有所偏重 ”。 比如 ，
任乃强 （ １９４２ ： １０９ ） 虽将边地汉人视为维护边疆稳定的枢纽 ， 然亦提出 ：“ 康区汉人 ，（ 转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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