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0 - 《社会》2020年第1期

在 “ 枢纽 ” 与 “ 限界 ” 之间的边缘人

期 。 相较于 １９ 世纪中后期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 此间一些新兴
的学科如民族学 、 人类学 、 社会学 、 政治学开始加入其中 ， 为边疆研究带
来了新的知识涵养和研究范式 。 吴文藻 、 陶云逵等社会学家援引美国
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 · 帕克的 “ 边缘人 ” 理论 ， 用以阐释边地汉
人积极活泼的边缘人性格 ， 并特别强调其在沟通国家 — 民族 、 内地 — 边
疆关系中所具有的 “ 枢纽人 ” 作用 。 与此同时 ， 李安宅 、 费孝通等民族
学 、 社会学家则基于边地日常的观察 ， 描绘了边地汉人 “ 限界群 ”“ 寄生
虫 ” 的形象 。 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 “ 自在 ” 的方式向罗伯特 · 帕克 “ 边
缘人 ” 理论致敬 ， 此亦表明 ， 当时的边疆研究者已然具有援引西学最新
理论的高度学术敏感性 。
不过 ， 罗伯特 · 帕克的 “ 边缘人 ” 理论乃是建立在众多个案的观察 、
总结基础之上 ， 这些案例主要源自美国社会 。 从严格意义上说 ， 以美国
移民社会案例为根基的理论 ， 未必能够尽然解释民国时期边地汉人的实
际状况 。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 尽管两者均将 “ 身处两种文化 、 两个社
会边缘的 ” 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 但罗伯特 · 帕克理论中的 “ 边缘人 ”———
迁徙并定居美国的其他国家移民 ， 被认为是一个受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
辐射的群体 ； 吴文藻 、 陶云逵二人心目中的 “ 边缘人 ”——— 边地汉人 ， 则被
塑造成一个能够主动改造边疆的积极性角色 。 由此可知 ， 受过西学训练
的早期中国人类学家 、 社会学家将 “ 边缘人 ” 概念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
式引入中国田野 ， 并运用它分析 “ 边地汉人 ”， 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并未简
单套用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 ， 而是有意识地进行了一番 “ 本土化 ” 改造 。
根据罗伯特 · 帕克的 “ 边缘人 ” 理论 ， 诸如 “ 枢纽人 ”“ 限界群 ” 之类
二元性的边地汉人形象构建并非天定 ， 而只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 这一
时期 ， 受传统的 “ 华夷 ” 叙事与现实的移民开发边疆想象的双重影响 ，
“ 枢纽说 ” 应运而生 ； 与此同时 ， 基于边地日常生活的观察 ，“ 限界说 ” 得
以生成 。 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 ， 实际上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边疆知
识体系 ， 同时亦反映了汉语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歧义
性 。“ 枢纽说 ”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 “ 学术服务行政 ” 层面而提出的 ， 研究
者只是从边疆开发与边政建设的进程中感到 ， 边地汉人应当成为先进
文化与生产力的代表 ， 并在与边地非汉人群的互动中展现自身的优越
性 。 这种学说的背后隐藏着以 “ 汉化 ” 改造边民的诉求 ， 并以此展现了
“ 国家化 ” 无往不胜的历史场景 。“ 限界说 ” 则主要基于 “ 田野 ” 和 “ 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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