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际上揭示了不同评价主体的国家 — 社会现实意图 ：“ 枢纽人 ” 形象的生
成 ， 代表了一种 “ 国家化 ” 立场 ， 亦即自上而下地借助边地汉人同化边
民 、 改造边疆社会的治理政策 ；“ 限界群 ” 形象的塑造 ， 一方面表达了对
前者观点的质疑 ， 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审慎的批评 。
尽管在表述上有判然之别 ， 但这并不能磨灭 “ 枢纽说 ” 和 “ 限界说 ” 对边
地汉人所怀有的共通的关怀与期待 。 不过 ， 相对于 “ 枢纽说 ” 所展现出
来的那种应然性表述 ，“ 限界说 ” 显然倾向于从实然层面来检讨边地汉
人的社会历史地位 。
进一步说 ， 两种相互矛盾的边地汉人形象不仅反映了民国时期汉
语知识精英有关边疆问题之认知角度的差异性 ， 还引申出了近代中国
边疆治理中的一个结构性难题 ： 如何看待边疆民族的 “ 国族化 ” ？结合
前述讨论可知 ，“ 枢纽论 ” 者主张以边地汉人为枢纽 ，“ 汉化 ” 边民 ， 从而
造就文化上无差别的 “ 国民 ”；“ 限界论 ” 者尽管未对 “ 汉化边民 ” 这个目
标提出质疑 ， 但主张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方式 ， 并对边地汉人能否承担这
一重任心存疑虑 。 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折射在行政层面 ， 即以调和式的 、
“ 内外有别 ” 的形态予以呈现 ： 一方面 ， 在社会舆论场合 ， 国民政府强调
“ 切实贯彻各民族一律平等之义 ， 消除歧视边胞之谓 ”（ 卞宗孟 、 赵公皎 ，
１９４０ ）； 另一方面 ， 在政府内部文件当中 ， 则力主维护汉人在边疆之地
位 ， 用以巩固中央在边疆之势力 。 ５
六 、 结语

２０ 世纪 ３０ 至 ４０ 年代 ， 正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个高潮

（ 接上页 ） 虽有数万 ， 其足代表汉族文化者 ， 不过十分之一 。 言行表现 ， 多不能使蕃族发生景
慕 。 或且视汉族为鄙贱之人 ， 呼为甲珠 （ 汉丐 ）。 此改流三十年来 ， 汉官不能治理蕃族 ， 更不能
收同化功效之绝大原因也 。” 鉴于此 ， 任乃强 （ １９４２ ： １１１ ） 认为 ， 欲发挥汉族固有之同化力 ， 当
首先提高在康汉人之文化水准 。 同样 ，“ 限界群 ” 构建者对于边地汉人亦有着较为复杂的认
知 ，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 在同一本著述当中 ， 陈碧笙一方面将云南的汉人分为三类 ， 即边地汉
官 、 小工商 、 汉人村寨的边地汉民 ， 认为边地土司和边地人民对于边地汉人的心理 ，“ 不是轻视
便是害怕 ， 不是怨恨就是猜疑 ”； 另一方面 ， 他又与 “ 枢纽人 ” 形象塑造者一样 ， 视边地汉人为中
心 ：“ 与边地民族的复杂错综 、 分散阻隔 、 落后相对比 ， 元代以来大量移入云南的汉族 ， 在人口
上占有最大的多数 ， 在地理上分布于全省精华富裕的区域 ， 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上更处于绝对
有利的地位 ， 而成为诸边地民族共同向慕追从的中心 。 基于生活上发展的要求 ， 诸民族乃自
然而然的 ， 或速或缓的加入此伟大的新汉族集团 ， 而成为其新进份子之一 ”（ 陈碧笙 ， １９４１ ： ３９ 、 １３５ ）。
５． 参见 《 拉铁摩尔呈蒋中正新疆省问题节略 》（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台北 “ 国史馆 ” 藏 ， 全宗名
称 ００２ “ 蒋中正总统文物 ”， 数位典藏号 ： ００２０２０３０００００３５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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