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7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北江瑶族的个案研究 ， 阐述了 “ 华夷隔阂 ” 的生成历史及其负面影响 ：
国人一向的错误是对蛮夷民族的轻视 ， 这种由历史上给
我们的一贯传统的恶劣见解 ， 直到现时还不能完全打破 。 历
代统治者及士大夫 ， 对于边境蛮夷民族 ， 都存着一个 “ 非我族
类 ， 其心必异 ” 的观念 ， 因而对蛮夷民族 ， 自来便将其摒之治
外 ， 国家政治力量所施给蛮夷民族的 ， 不外是残杀 、 压迫 、 驱
逐 、 羁縻 、 同化诸种手段 ； 不仅不将之视作 “ 齐民 ”， 且比之为
虫 、 为犬 、 为豸 。 在此种情势下 ， 使几千年来本可作为中华民
族中坚分子之良好人民 ， 却被隔绝而形成为两个对立的个体 ，
两方面隔绝愈深而相互间的了解亦愈不易 ， 因此 ， 其生活 、 习
性 、 文化 ， 均长时期的隔绝演变而形成大不相同的两个个体 ，
由于生活文化之不相同 ， 于是所谓汉民族者 ， 拥有高度的文化
及自居统治者的地位 ， 便看不起这为时地所迫使其文化落后
生活简单的蛮夷民族 ， 在蛮夷民族本身 ， 则为着一向受汉民族
的高压欺凌 ， 对汉民族便抱着一个仇视畏惧的心理 ； 有着此种
隔核 （ 阂 ）， 因而使整个中华民族 ， 分为数个对立的甚至敌视的
个体 ， 这实是今日言民族复兴者所应首先设法解除的一种民
族联系间的大障碍 。（ 江应 睴， １９３７ ： ２ ）
这段论述不仅对历史上形成的 “ 华夷隔阂 ” 态势进行了深刻检讨 ，
同时也在提醒人们 ，“ 汉化 ” 的历史阐释模式不断影响着历史的书写与
记忆 ， 它忽视了边地非汉人群在国家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并给当
下的国族构造带来了一些困扰 。 吴泽霖 （ １９４３ ： ５－６ ） 进一步提出 ， 在边
疆地区已然成为国家政治势力范围的大前提下 ， 尽管国族构造具有紧
迫性 ， 但 “ 同化 ” 的手段可以更灵活和宽容 ， 因为 “ 我们所求的是统一
） 而不是划一 （ 狌狀犻犳狅狉犻狋 狔
（ 狌狀犻狋 狔 ）。 得到了大同 ， 小异尽可让其存在 。 在
文化上于潜移默化之中逐渐趋于同一 ， 在初并不求其彻底的同化 ， 结果
反而可能达到其目的 ”。 此外 ， 他还对边地汉人能否承担 “ 同化 ” 边地非
汉人群的重任表达了疑虑 ： 原来 ， 边地汉人群体远离故乡 ， 家庭 、 邻里 、
亲友的制裁力已然失去其效用 ， 故 “ 常常就放荡起来 ， 为所欲为 ， 反可增
加社会上的种种纠纷 ”， 进而给边地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 具体来
说 ，“ 枢纽 ”“ 钥匙 ” 之类的形象构建 ， 显然站在宏大国家叙事的立场 ， 假
定边地汉人群体天然地具有强烈家国情怀 ； 然则若仅从人的本性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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