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过对中国北部边疆的考察提出 ， 亚洲腹地商路的形成是由 “ 地理的 ”“ 社
会的 ”“ 历史的 ” 三种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 社会的原动力 “ 实乃由于
人民移徙 ”， 历史的原动力 “ 乃游牧部落与其文化不同的邻境所发生的
接触 ”， 其中最重要者 ， 实为汉人 。 因此 ， 内陆亚洲商路的起源并非肇于
商业贸易的发展 ， 而应归因于地理因素 、 游牧迁徙和不同文化间的接触
三者的相互作用 （ 拉铁摩尔 ， １９９４ ： １２４ ）。 换言之 ， 边疆图景是由边疆汉
人 、 边疆非汉民族以及周边跨境民族等力量共同塑造而成的 ， 这种动力
的来源则是基于 “ 内地 — 边疆 ” 社会经济 、 文化交流的需求而产生 。 这
其中 ， 生活在边地的汉人成为各方联系的 “ 枢纽 ”， 正是由于边地汉人的
存在 ， 才使得边疆中国与内地核心地带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交往和联
系 ， 也正因为有这种交往的存在 ， 才使得边疆地带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 。
如果说 ， 拉铁摩尔从理论构建层面阐释了历史时期生活在 “ 长城过
渡带 ” 的边地汉人所具有的 “ 枢纽 ” 意义 ， 那么十余年后 ， 陶云逵 《 论边地
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 》 一文则从边疆社会文化交流层面对边地
汉人的 “ 枢纽 ” 形象进行了再构建 。 文章指出 ，“ 设如我们讨论到建设工
作的效率 、 途径或捷径 ， 也就是寻找建设工作的钥匙的时候 ， 我们应该
不要忘记在各边地中居住着的或往来着的汉人 ”，“ 边地的汉人当然不
是边建的唯一钥匙 ， 但不失为重要钥匙之一 ”（ 陶云逵 ， １９４３ ： ２８ ）。 陶云
逵将边地汉人主要归类为地主 、 商贩 、 土司属员三种 ， 分别阐述了这三
类人群在边疆建设中的 “ 钥匙 ” 作用 。
（ １ ） 边地汉人地主 。“ 边地汉人 ， 特别是久居其地变为地
主的与土人发生密切关系的汉人 ， 对土人的风俗人情多半是
很清楚的 ， 否则他们不能生存 ， 不能发展 。 他之能够发展是靠
工作上能得到土人的合作 。 一个人在边地能得到土人的合
作 ， 在心理上也就是得到土人的钦佩与信任 。 土人于是听他
的话 ， 供他驱使 。 同时也就是他的言行能够吸引众多的土人了 。”
（ ２ ） 边地商人 。“ 无论赶街子的行商或是开号的号商 ， 他
们在边地售卖汉货 ， 收买山货 ， 他必得把各地的生产情形 、 社
会状况以及货品的需求数量弄个清楚之后 ， 方敢涉深入险来
此营生求利 。 因此我们可以说 ， 边地汉商实在是一种 ‘ 边疆经
济通 ’， 虽然他们的知识是零散的 ， 没系统 。 因为他们是实际
的商人 ， 他们从实际经验之中获得的认识 ， 关于经济 、 商业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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