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社会》2020年第1期

在 “ 枢纽 ” 与 “ 限界 ” 之间的边缘人

能离开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而存在 。 要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也不能不注
意研究当地的民族关系 ， 特别是与汉族的关系 ， 希望今后做民族研究的
人能考虑我的这种体会 。” 陶 、 费两位先生之言 ， 实际上均表达出一个非
常重要的问题意识 ： 研究边地社会 ， 不能仅将眼光聚焦于生活在当地的
非汉人群之上 ， 还应以多元的视角观察不同民族间的交往 、 交流和交融 。
正是在此意义上 ， 作为一个对边疆地区经济 、 社会 、 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
响力的历史社会群体 ， 边地汉人自然不能从学者的研究视野中缺席 。
当然 ， 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并未完全忽略边地汉人 。 新中国成立
以来有关民国时期边地汉人研究的先行成果 ， 常散见于一些移民史的
研究著述之中 。 这些著述大多致力于探讨民国时期汉人迁移边疆的历
史 ， 旨在发掘汉人对边疆社会历史世界的塑造力 。 较具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认为 ，“ 这些到边疆的汉人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价值观念
传向四面八方 ， 促进了周围少数民族的发展 ”； 其次提出 ， 正是因为 “ 汉
族移民与汉文化在边疆地区的广泛传播 ， 边疆才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
部分 ”； 再则强调 ，“ 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是移民造成的 ”（ 参见曹树
基 ， １９９７ ； 马平安 ， ２００９ ； 苍铭 ， ２００４ ； 林超民 ， ２００５ ）。 至于对民国时期边
地汉人作专题性研究的先行成果 ， 总体上数量不多 ， 且主要以考察边地
汉人的来源 、 数量 、 分布与日常社会 、 经济 、 文化生活为研究主旨 （ 参见
王川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 蓝美华 ， ２０１４ ； 周泓 ， ２０１４ ； 何广平 ， ２０１４ ； 汪洪亮 ，
２０１７犪 ， ２０１７犫 ）。 整体来看 ， 学术界有关民国时期边地汉人的研究取得
了一些成果 ， 并为该领域的延展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 不过亦应指
出 ， 相关先行研究多是以后来者的眼光追述民国边地汉人的历史 ， 并考
察其作为一个重要人群是如何融入边地社会并对边疆社会结构乃至中
国国家的形成产生历史性影响 。 然而 ， 对民国时期 “ 边地汉人 ” 的讨论
并非始自新中国成立后的 “ 民族史 ”“ 边疆史 ”“ 社会史 ” 研究 ， 而是最早
出现于民国时期的 “ 社会学 ”“ 人类学 ”“ 边政学 ” 研究 。 这些身处历史进
程中的学者 ， 在当时即关注到 “ 边地汉人 ” 在中国边疆统合与 “ 民族 — 国
家 ” 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 并结合最新的社会学 、 人类学理论 ， 对这个群体
的地位 、 角色 、 行为 、 影响等进行了讨论 ， 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 对比
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 ， 我们发现 ， 今人以历史眼光对 “ 边地汉人 ” 的描
述与时人以现实眼光对 “ 边地汉人 ” 的分析 ， 在问题意识和基本判断上
并不一致 。 二者之间的差异 ， 显示了不同建构者的时代关怀以及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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