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4 - 《社会》2020年第1期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 ： 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图 １ ：《 慈善法 》 起草及审议过程示意图

案的副主任委员 （ 副部级 ， 具有人大代表身份 ） 往往在整个草案框架的
设定和具体条款的确定中具有主导决定权 。 就 《 慈善法 》 这一案例而
言 ， 内司委起草小组中的办公室主任在起草过程中是主要决策者 ， 副主
任委员对提交内司委委务会和全体会议讨论的草案有最终决策权 ， 两
者对起草阶段法律草案的主要事项具有决策权 。 在审议阶段 ， 法工委
副主任委员分管这一法律案 ， 他对提交常委会 、 大会以及法律委审议的
草案有主要决策权 。 立法过程中关键立法者的理解也决定了法律条款
如何被解释以及被公众认知和理解 。 在对 “ 慈善 ” 概念的界定中 ， 内司
委副主任并没有太多介入 ， 因此 ， 影响 “ 慈善 ” 概念界定的关键人物是办
公室主任和法工委副主任委员 。

三 、 案例分析 ： 慈善概念的形成过程

（ 一 ） 法律移植与习俗中的慈善概念
西方和日本等国家的慈善概念界定符合韦伯意义上的形式理性 ，
能够有效地区分慈善组织与非慈善组织 ， 也能区分捐赠与赠予行为的
差异 。 中国传统习俗和本土法律实践中的慈善概念则不进行严格区
分 。 因此 ， 在西方法律概念中 ， 个人求助和为特定个体募款的行为不属
于慈善行为 ； 而在中国本土概念中 ， 为特定个体募款或对个人求助的赠
予行为属于慈善 。 正是这一认知上的差异 ， 使立法过程中面临着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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