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实践上 ， 他们都致力于创造一套新的乡治系统来应对这个新出现的 “ 社
会 ” 的危机 （ 郑振满 ， ２０１２ ： ２３７－２５７ ）。
把这套理论最早付诸实践的是 “ 吕氏乡约 ”， 其最大的特色就是 “ 以
乡为单位 ”， 认为 “ 乡 ” 是 “ 社会的自然单位 ”（ 杨开道 ， ２０１５ ： ６９ ）。“ 吕氏
乡约 ” 的组织极其简单 ， 并不强制所有人都参加 ， 它和 “ 王安石变法 ” 最
大的不同就是不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行 ，“ 德业相劝 、 过失相规 、 礼俗相
交 、 患难相恤 ” 四条约文致力于创建一个基于礼俗的教化体系 。 特别是
在 “ 患难相恤 ” 这一条目下 ， 规定了水火 、 盗贼 、 疾病 、 死丧 、 孤弱 、 诬枉 、
贫乏等七项具体的方法措施 ， 使得互助与合作能够取得真实的成效 。
“ 吕氏乡约 ” 经过朱熹的损益 ， 到了明代初年演变成了 “ 乡约亭 ”“ 乡约
所 ” 等旌善罚恶的地方组织 ， 而王阳明提倡的 “ 赣南乡约 ” 更具有行政的
色彩 ， 强制所有人都参加 。 后来又陆续经过吕坤 、 刘宗周和陆世仪的完
善 ， 最终建立起一套由乡约 、 保甲 、 社学 、 社仓共同组成的制度体系 。 杨
开道 （ ２０１５ ： １８５ ） 认为 ，“ 乡约代表精神的一面 ， 保甲 、 社仓 、 社学代表事
功的三面 ， 所谓一纲三目 ， 一虚三实 ， 互为因果 ， 互相关联 ， 决不能单独
成功 ”。 而清代乡约制度之所以流于形式 ， 就是因为在康熙朝以后逐渐
沦为了圣谕宣讲 ， 失去了它事功的维度 。
当然 ， 清代政府自有一套对于城乡社会的控制办法 。 这种控制在
村庄中是通过里甲和保甲实现的 。 在制度设计上作为税收体制的里甲
和起到治安监控作用的保甲虽然在较长时期内是并存的 ， 但其功能的
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 （ 萧公权 ， ２０１８ ： ３７－５０ ）。“ 里甲制 ”
最初创立于明代 ， 并和 “ 粮长制度 ” 相配合 ， 起到编户齐民和征缴税收的
作用 （ 梁方仲 ， ２００１ ： １－６ ）。 清初法定的税收体制仍然是 “ 里甲制 ”， 但
康熙 、 雍正年间推行的 “ 摊丁入亩 ” 终止了丁册编审 ， 等于变相取消了里
甲制度 ， 自此以后 ， 清初建立的一套用于地方治安的保甲制度就承接了
征税的职责 。 在制度设计中 ， 应该由当地士绅推荐的乡保来督促各户
交税 ， 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 因为 “ 自封投柜 ” 等规定执行上的不便 ， 包
收 、 包揽或者一些地方性的实践措施 （ 比如 “ 乡地制 ”） 反而成为主流 （ 李
怀印 ， ２００８ ： ５２－５５ ）。 在政府依赖宗族 、 士绅 、 胥吏等中介进行社会控
制的过程中 ， 这些政府和民间社会的 “ 同谋 ” 或 “ 对手 ”， 一方面影响着社
会运作的过程 ， 另一方面又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 ， 在这种矛盾中重新
“ 形成了某种平衡和稳定的机制 ”（ 刘志伟 ， １９９７ ： 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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