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7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产增值和乡绅捐献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共有经济 。 这种由血缘和地缘
关系组合而成的集团势力在土地 、 水利 、 交通 、 集市 、 贸易等方面对农村
社会经济实行全面的控制 （ 郑振满 ， ２００９ ： ４８ ）。 对于乡族势力的研究虽
然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 但乡族现象在全国来说都具有普遍性 ， 比如学
田 、 义田的设立 ， 永佃权让卖中的亲邻优先权 ， 延绵不绝的土客之争 ， 地
方性商业行帮的形成 ， 等等 ， 背后都有乡族势力的支撑 （ 傅衣凌 ， ２００８ ：
９７－１０４ ）。 明清以来 ， 在市镇和更高一级的城市经济中 ， 人们耳熟能详
的 “ 徽商 ”“ 晋商 ”， 乃至于在民国经济 、 社会和政治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的 “ 宁绍帮 ”， 实际上都可以被看作乡族势力的一种特定形态 （ 斯波义
信 ， ２０１３ ： １５０－１５２ ）。
因此 ， 也可以说 ， 韦伯 （ ２００５ ： ２２－３６ ） 对于中国城市经济的判断并
没有出错 ， 即认为 “ 通常只有氏族团体 ——— 有时也有职业团体 ——— 才是
团体行动的担纲者 ”， 氏族成员通过经济行动 “ 尽心维护着己身所属的
（ 这个 ） 团体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中国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就表现出一
种在伦理层面 、 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上的延续性 ， 或者可以说通过普遍
化的 “ 家族主义 ” 而形成了一个 “ 城乡连续统一体 ”（ 施坚雅 ， ２０００ ； 李伯
重 ， ２００３ ： ３８４ ）。
由同业关系组成的行会就是韦伯所说的 “ 职业团体 ”， 在理论上 ， 它
被赋予更多 “ 现代性 ” 的色彩 ， １７ 但在现实中 ， 其运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传统性的文化资源 。 按类型来分 ， 中国的行会大致可以分为商
业行会 、 手工业行会 、 专业行会和 “ 苦力帮 ” 四种 （ 全汉 癉， ２００７ ： １６７－
１７６ ； 步济时 ， ２０１１ ： ９３－１０３ ）。 这些行会组织除了存在于大城市里 ， 还
密布在市镇 、 码头 、 港口 、 庙会等人群聚集的场所 。 一般来说 ， 商业行会
具有跨地域的特点 ， 有时候它还与同乡组织联合在一起 ， 很多会馆就具
有行会公所的性质 ， 而手工业行会 、 专业行会等更具有 “ 地域性 ”（ 步济
时 ， ２０１１ ： １０８－１０９ ）。“ 苦力帮 ” 比较特殊 ， 因其成员本来就更具流动
性 ， 例如 ， 因漕运兴起的 “ 青帮 ” 的成员构成就很难具有单一性 （ 全汉 癉，

（ 接上页 ） 或以神庙 ， 或以某种会社为中心联结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 ， 成为封建政权的补充
工具 ，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地主经济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 这些祠庙公堂 ， 他们不仅有自己的
物质条件 ， 拥有广大的族田 、 公田及社仓 、 义仓等 ； 且有自己不成文法律 ——— 族规 、 乡例 、 惯例
等等 ， 他们远远地干涉到乡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 。”（ 傅衣凌 ， ２００８ ： ８２ ）
１７． 何炳棣 （ ２０１７ ： ９８ ） 认为 ，“ 一般而言 ， 无论地缘观念最初如何深固 ， 同业的经济利益迟早能
克服了同业之内原来的狭窄地缘观念 ， 所以最后总是趋向于超地缘的业缘组织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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