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社会》2020年第1期

明清以来的市镇 ：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因缘

收衙役和胥吏对于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权 。 ２１ 当然 ， 绅董对于地方的领
导仍然是非正式的 ， 这一点也引起时人的注意 ， 例如 ， 冯桂芬 （ １９９８ ： ９１
－９４ ） 就认为 ， 应该采用地方公举和保举的办法将这些人的权力合法
化 。 总之 ， 绅权的正式化成为以后地方治理的一个重要主题 。 实际上 ，
即便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和以后的其他动乱 ， 自从 “ 摊丁入亩 ” 以后 ， 特别
是 “ 康乾盛世 ” 时期的人口暴涨 ， 也已经迫使地方治理结构必须要进行
某种方式上的改变 。
同时 ， 政府的税收政策也出现了重要变化 ， 这主要是指 “ 厘金制 ” 的
推行 。 厘金的出现通常被认为是出于战争的需要 。 战乱引起的社会动
荡和外国资本的入侵破坏了小农经济的基础 ， 使得清政府无法再通过
田赋 、 捐输 、 征商或实施通货政策来获得稳定的收入 ， 因此便仿照行会
的抽厘和公所的互助方式对流通的商品抽取过境税或货物税 （ 傅衣凌 ，
２００８ ： ２７６－２８８ ； 罗玉东 ， ２０１０ ： １５－２７ ）。 ２２ 厘金最初由御史雷以讠咸于
１８５３ 年在扬州一带实施 ， １８５６ 年曾国藩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达成协议 ，
将湖南的大部分厘金用于湘军 ， 很快这项制度又被扩大到长江流域的
其他省份 。“ 厘金制 ” 的推行为湘军 、 淮军的取胜打下财政基础 ， 但在具
体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腐败也变得根深蒂固 ， 巧立名目 、 设置陋规成为常
态 ， 虽然曾国藩相信 “ 人存而后政举 ”， 但因时局紧迫 ， 也无暇再兼顾吏
治 （ 库恩 ， １９９３ ； 刘广京 ， １９９３ ）。
在曾国藩的设计中 ， 地方厘卡的税吏应该请士绅来担任 ， 因为他们
“ 有操守而无官气 ”， 不管实际效果如何 ， 这一政策在战时和战后都对地
方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 总体来说 ， 士绅在地方治理当中的角色和地
位变得越来越突出 ， 政府和士绅之间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互相依存的关
系 。 在某些地方的社会管理中 ， 士绅已经取代了衙役 、 胥吏和官佐 ， 甚
至可以在州 、 县官的批准下 ， 以 “ 镇董 ” 或 “ 局董 ” 的身份向当地的商人征
收各种附加税 ， 以用于一些地方建设 。 这种现象在江南市镇当中极为

２１． 萧公权 （ ２０１８ ： ３５１－３５２ ） 认为 ， 作为地方武装力量发起者的乡绅士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
次 ： 高级领导者出面组织团练 ， 负责资金运作 ； 底层领导者负责实际指挥 ， 并常常身先士卒 。
２２． 对于抽取厘金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 胡林翼在 《 与陈秋门给谏论军饷 》 中说道 ：“ 厘金 ，…… 此
所以与汉唐宋之季世 ， 苛商而病民者 ， 异也 。 阁下反以此为疑 ， 不取之商贾 ， 将取之农民乎？
吾弗能知也 。 欲养兵不能不筹饷 ， 故宽其意于钱漕 ， 所以培本计 ； 而致厚于农民 ， 严其法于厘
金 ， 所以开财源 ， 而致力于兵事 。 商逐末取利厚 ， 缗算亦何不便 ； 农勤力取利微 ， 损一分受一分
之益 ， 所以培根本也 。”（ 转引自傅衣凌 ， ２００８ ： ２７９ ）。

５
１
·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