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普遍 （ 埃尔文 ， ２０００ ）。 例如 ， 吴江县各市镇的 “ 局 ” 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
时期的文献中出现的 ， 主持这些局的 “ 镇董 ” 大多数是一些 “ 镇居地
主 ”， ２３ 他们通常住在市镇上 ， 并大多已取得生员资格 。 ２４ 这些 “ 镇董 ” 开
展的事业包括平籴平粜 、 疏浚水道 、 修整街道 、 运营义渡 、 设立善会善
堂 、 组织地方团练等 。 更重要的是 ， 他们管辖的区域常常是跨区或跨保
的 ， 普遍存在 “ 一个市镇划归一个区划 ” 的原则 ， 清末地方自治区域的划
定和民国以后 “ 镇 ” 的建立 ，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时期镇董所领导的市镇
范围为基础的 （ 稻田清一 ， ２０１８ ）。
中国国家政权的现代化是从晚清开始的 ， 预备立宪开始之后 ， 建立
了从资政院 、 省资政局到各州县 、 镇 、 乡议事会 、 董事会的一套 “ 自治 ” 机
关 。 参加地方自治会的人选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士绅 ， ２５ 他们管理地方
事务的权力由此得到了正式承认 ， 法令甚至规定地方自治机构有权决
定和支配摊款 （ 市古宙三 ， １９９３ ； 王笛 ， ２０１８ ： ３１５－３２１ ）。 所以 ， 这项变
革仍然可以被看作长期以来绅权正式化过程的延续 。 同时 ， 在行政层
级上 ，“ 区 ” 也因为选举而被实体化 。 不过 ， 这时候的区还是一个自治单
位 ， 在 １９１５ 年袁世凯宪制改革以后才在理论上成为政府最低一级的机
构 。 无论如何 ， 从民国初年到 １９２８ 年国民政府成立 ， 区和乡一直都是
现实存在的行政单位 。 在毛泽东 １９２７ 年所写的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 》 中可以看到 ， 这些由宗族控制的都和团演变而来的地方组织甚至大
都具有自己的武装 、 财权和司法权 。 而且依靠乡绅来治理仍然需要借
助很多非正式的中介或者经纪人 ， 无法杜绝这些人的中饱私囊使得行
政机构的增设并没有提高政府的效率 ， 从而导致政权 “ 内卷化 ” 的现象
（ 孔飞力 ， ２００２ ： ２１９－２２９ ； 杜赞奇 ， ２００４ ： ５１ ）。
１９２８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 《 县组织法 》 就是为了应对这个现象 。
一方面 ， 在县级设立财政局 ， 并直接向省财政厅负责 ， 这等于变相回收
了一部分地方征税的权力 。 另一方面 ， 在区以下推行保甲制度 ， 以限制

２３． 虽然都属于 “ 不在地主 ”， 但 “ 镇居地主 ” 和 “ 城居地主 ” 仍然有显著差别 ，“ 城居地主 ” 通常具
有更高的科举地位 ， 他们居住在大城市里 ， 距离乡村生活比较遥远 ， 是真正的上文提到过的
“ 金融化 ” 了的地主 。
２４． 顾炎武在 《 生员论 》 中已经提到了生员阶层作为下层士绅的独特性 ， 他们作为预备官吏享
有一些特权 ， 并以各种目的参与到地方治理中 。
２５． 地方自治会的选举和当选资格为 ： 男性 ， ２５ 岁以上 ， 在其所住地连续居住 ３ 年以上 ， 付 ２
元以上的固定税金或公共捐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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