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看法即认为中国乡村并不存在真正的 “ 地方自治 ”， 它受到官府潜在或
实际的干涉 ， 具体事务受乡绅的左右 ， 这些乡绅并不能代表普通老百
姓 ， 因为这些领袖的身份必须得到官方的认可 。 如果说乡村社会在某
种程度上还有一些 “ 自主权 ” 的话 ， 并不是因为政府能力所不及而造成
的 ， 而是因为政府不想或者认为没有必要 （ 瞿同祖 ， ２０１１ ： ３１８－３１９ ； 萧
公权 ， ２０１８ ： ３１４－３１５ ）。 第三种看法则认为国家与社会在根本上就是
一体的 ， 比如 ， 傅衣凌 （ １９８８ ） 就认为 ， 国家代表了 “ 公 ” 的系统 ， 而乡族则
代表了 “ 私 ” 的系统 ， 在这两个系统的互相冲突和互相利用下 ， 国家才实
现了对社会的控制 。 或者说 ， 形成了一种 “ 国家内在于社会 ” 的现象 ， 基
层社会的 “ 自治化 ” 是国家 “ 授权 ” 的结果 （ 郑振满 ， ２０１２ ： ２５１ ）。 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 ， 根本就不存在 “ 皇权不下县 ” 的现象 ， 国家的存在恰恰是讨
论市镇问题的重要前提 （ 胡恒 ， ２０１６ ： １９５－２１５ ）。 或者就像科大卫所认
为的那样 ， 地方社会通过仪礼秩序吸纳了国家的话语体系 ， 从而使得权
力仍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 犉犪狌狉犲 ， ２００２ ）。
从观念到实践 ， 研究者形成的判断不尽相同 ， 而对于当局者来说 ，
最重要的还是解决问题 ， 这也是为什么 “ 官箴书 ” 会在明清时候大量出
现的原因 （ 周飞舟 ， ２０１２ ）。 对于地方官来说 ， 政权的向上收缩和基层社
会的复杂化使得地方治理不得不更依赖一些 “ 技术 ” 手段 ， 这对于一心
只读圣贤书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如何把 “ 修齐治
平 ” 的理念落到实处变成非常棘手的问题 。 即便像黄六鸿这样的能吏 ，
也感到维持地方秩序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 要辨别清楚保长 、 乡约 、
地方 、 庄头 、 村长 、 集长 、 镇长这些人的职务 ， 使之 “ 协举共事 ”， 在当时来
说也已经非常困难 （ 黄六鸿 ， ２０１８ ： ３８５－３８８ ）。

六 、 地方的行政化及其危机

这种困境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变得更为复杂和窘迫 。 随着基层社
会军事化的发展 ， 士绅的权力得到加强 ， 地方社会 “ 自治化 ” 的倾向越来
越显著 。 出于提高行政效率和克服统治危机的需要 ， 绅权的强化也得
到政府的默认和支持 （ 孔飞力 ， ２００２ ： ２２０ ）。 抗击 “ 太平军 ” 的军事活动
使绅士领导的团练慢慢转变成地方政府的正式组织 ， 团练代替了已经
衰落的保甲重建了地方秩序 。 团练的领袖 ， 诸如团董 、 乡董 、 镇董一类
等可以被总称为 “ 绅董 ” 的人 ， 事实上履行着地方政府的职能 ， 并试图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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