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串联起了一个从城市 、 市镇到乡村的连续体 。
相较而言 ， 华北地区的市集不仅是以间隔性的定期市为主 ， 其专业
化程度也比江南地区要低得多 ， 例如 ， 即便在民国时期 ， 棉花还是河北
省唯一的商品化农产品 （ 何廉 ， １９３４ ； 龚关 ， ２０００ ）。 在其他地区 ， 即便有
商业性市镇的发展 ， 规模与范围与江南地区也不可同日而语 ， 受全球化
贸易的影响也要更晚一些 ， 例如 ，“ 长江上游被纳入世界市场是在重庆
开埠之后 ”（ 王笛 ， ２０１８ ： ２１７ ）。
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
时的经济格局 ， 最大的变化是长江经济带 ， 特别是长江下游城市的崛
起 。《 南京条约 》 签订不到 １０ 年 ， 上海就取代广州成为最大的外贸口
岸 ， 从而促使江南地区的农村经济与世界体系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
另外 ， 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也进一步确立了上海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地
位 。 １８６０ 年苏州城陷落以后 ， 难民纷纷逃至上海 。 上海及其近郊在战
争中并没有受到很大破坏 ， 反而因为人力 、 资金的聚集而获得了更好的
发展 。 战争结束以后 ， 苏南 、 浙北等地很快因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而重新
恢复 ， 不仅如此 ， 还出现了一些战争前没有的 “ 新生市镇 ”（ 刘石吉 ，
１９８７ ： ８９－１０５ ； 包伟民 ， １９９８ ： ４７－５５ ）。
总体而言 ， 从晚清到民国 ， 准确地说是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 市镇
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 。 当然 ， 相比于之前 ， 由于面临 “ 数千
年未有之变局 ”， 中国的经济 、 社会和政治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了 。 这一
时期的市镇也表现出一些重要的变化和趋势 ， 从经济的角度看 ， 大致可
以概括出以下三点 。 第一 ， 随着全球化贸易的深入影响 ， 市镇越来越显
现 “ 超层级 ” 和 “ 跨区域 ” 的特点 。 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层级和行政层级虽
然并不完全重合 ， 但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 ， 官员通过与缙绅和商
人的合作 ， 努力使经济与行政 、 官僚系统与非官方治理能够相互配合 ，
从而达到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 （ 施坚雅 ， ２０００ ）。 工商业市镇的
出现和加速发展打破了这一格局 ， 这些市镇与县治或府城并不存在按
照等级进行商品流通的集散关系 ， ９ 另外 ， 它们还吸引了携带大量资金

９． 赵冈 （ ２００６ ： １９７ ） 的研究说 ：“ 例如嘉兴县属的新塍镇 、 大张圩各市镇所产之丝绸 ， 不向嘉兴
府城集中 ， 反而是运往盛泽镇 。” 当然 ， 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一些城市的兴起 ， 例如重庆 ，
就是在口岸被迫开辟之后 ， 才从一个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发展成了长江上游联系外界的重要
的商业和货物集散中心 （ 王笛 ， ２０１８ ： １８６－２２８ ）。 而在华北的棉纺织产业链条中 ， 甚至已经在
济南 、 天津 、 上海等终点市场出现了棉花的期货交易 （ 吴知 ， １９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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