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9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成一个以行会为中心的市政管理机构 。 在后续研究中 ， 罗威廉 （ ２００８ ：
１０－１３ ） 又进一步在社区的层面上论证了自治体系的运作 。 类似的还
有萧邦奇 、 兰钦和王笛等人的研究 ， 虽然他们各自的研究内容有所不
同 ， 但都倾向于用 “ 市民社会 ” 或 “ 公共领域 ” 的出现来表述近代中国的
国家与社会关系 （ 犛犮犺狅 狆狆 犪 ， １９８２ ： ６ ； 犚犪狀犽犻狀 ， １９９３ ； 王笛 ， １９９６ ）。
就像罗威廉把韦伯当作一个参照对象一样 ， 他自己的研究也很快
变成其他学者批评的靶子 。 其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 ， 在国家与社会的
二元框架里 ， 两者之间是激烈的对抗关系 ， 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权威和
社会组织之间更像是一种依附性关系 （ 杨念群 ， ２０１６ ： １２９ ）。 比如 ， 魏斐
德 （ 犠犪犽犲犿犪狀 ， １９９３ ） 就认为 ， 汉口的商人组织与其说是一种自治的产
物 ， 不如说是一种官商经纪人 。 当然 ， 罗威廉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意
义 ， 他致力于发现中国城市不同于 “ 西方中心论 ” 的内生性的 、 本土性的
生长要素 ， 虽然他并没有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 ， 却提出一个真实的问题 。
也许正像黄宗智所批评的那样 ， 我们要寻求一个价值相对中立的
“ 第三领域 ”（ 狋犺犻狉犱狉犲犪犾犿 ）， 才能摆脱公共领域研究中那些 “ 充满价值意
义的目的论 ” 的讲法 。 并且 ， 他表达了一个和本文直接相关的观点 ： 第
三领域主要是在地方和乡村层面上运作 ， 而不是在国家与城市层面上
运作 。 正是在商业活动最为活跃的城镇里 ， 才出现了各种新型的社会
群体 ， 他们广泛参与到各种公共活动中 。 在行政的领域 ， 也正是乡镇一
级的 “ 乡保 ”、 村一级的 “ 牌长 ” 以及士绅共同营造了县级以下的地方治
理体系 。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 ， 还有更多的 “ 半正式 ” 的
“ 局 ”“ 所 ” 和其他自治组织参与其中 ， 以及在司法领域 ， 解决争端往往需
要凭借 “ 县官意见与社区 、 宗族调解之间的一种半制度化的交流 ”。 黄
宗智 （ ２００３ ） 甚至认为 ， 这个第三领域贯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集体化
时代 ， 并且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时期 。 所以 ， 即便我们要研究所谓中国
的 “ 市民社会 ” 问题 ， 也需要把研究对象下沉到乡镇这一层级 。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 ， 诸多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其实都在关心
“ 市镇 ” 问题 ， 人们最耳熟能详是施坚雅关于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研
究 。 他的研究揭示了农村社会形成的超越 “ 村庄 ” 的社会体系 ， 由基层
市场 、 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关联起来的流通网络形成了一个 “ 完整的社
会 ”， 婚姻 、 宗族 、 宗教 、 商业 、 权力都在这个空间体系中交织在一起 （ 施
坚雅 ， １９９８ ： １－１１ ； 任放 ， ２００８ ）。 实际上 ， 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 燕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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