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发展和 “ 集镇 ” 的由衰转盛之间的关联 ， 并从方法论上提出要在村庄研究
的基础上 “ 更上一层楼 ”，“ 去调查研究作为农村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的
集镇 ”， 从而接续上了 １９４９ 年以前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 自此以后 ， 关于
小城镇的问题就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各种对城镇化的研究中 。 也是
在这个意义上 ， 对于中国城镇化的研究才需要回到更久远的传统里面进
行讨论 。 我们发现 ，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因缘 ， 随意切
断这个 “ 市镇 ” 的传统 ， 可能会对现实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 。
不过 ， 对于市镇问题的讨论散见于经济史 、 社会史和社会学 （ 包括
人类学 ） 的诸多讨论 ， 它在社会学中的意义现在还没有被明确揭示 。 经
济史对市镇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 ， 并有一套关于人口 、 经济和土地测算
的成熟体系 ， 但对市镇的内在结构和运转体系还缺乏相关的讨论 ； 社会
史对市镇问题的研究大多只是一些背景性介绍 ， 或者将其作为诸多社
会力量施展抱负和进行斗争的场域和舞台 ， 并没有使之成为一个意义
丰富的 “ 历史个体 ”； 社会学对市镇的研究貌似是中断的 ， 从民国时期社
会学家对市镇问题的讨论到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 ， 因
为学术语言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 更由于历史背景的差异 ， 使得两者之间
失去了显而易见的内在关联 。 因此 ， 本文认为 ， 对 “ 市镇 ” 这样一个具有
社会学研究中理想类型的潜力的重要概念 ， 亟需一种综合的理解 。 我
们不仅需要进一步厘清关于市镇研究的理论传统 ， 还需要对明清以来
市镇的演变在经济 、 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 。

二 、 城乡之间 ： 中国的 “ 市民社会 ”

） 和
本文并不是要接续中层理论中关于 “ 市民社会 ”（ 犮犻狏犻犾狊狅犮犻犲狋 狔
“ 公共领域 ”（ 狌犫犾犻犮狊 狆 犺犲狉犲 ） 的讨论 。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 ， 都对
狆
“ 国家与社会 ” 范式下的中国研究有深刻的反省 （ 杨念群 ， ２０１６ ： ９０－
１２９ ； 周飞舟 ， ２０１８ ）。 但是 ， 这并不等于取消问题的存在 ， 相反 ， 无论是
对西方理论的反思 ， 还是对本土性资源的挖掘 ， 都有助于建立一种更加
符合中国社会的基本民情和行为方式的市民社会理论 （ 周飞舟 ， ２０１８ ）。
在这个意义上 ， 对于相关理论的回顾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 ， 当人们用一种 “ 东方学 ” 的眼光来审视中国
明清以来社会变迁的时候 ， 总不可避免地陷入所谓 “ 韦伯式圈套 ”， 容易
把韦伯对近代西方社会特征的概括当作一种尺度 ， 去衡量和比较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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