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社会》2020年第1期

明清以来的市镇 ：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因缘

社会的 “ 不足之处 ”（ 犉犪狌狉犲 ， ２００２ ； 杨念群 ， ２０１６ ： １０７ ）。 人们之所以这样
做 ， 大半是由于对韦伯有关论述的 “ 过度解释 ” 甚至是 “ 误读 ”。 因为作
为一种 “ 非历史的 ” 理想类型研究 ， 韦伯 （ ２００３ ： ３３ ） 恰恰强调的是某种特
定的文明形态 （ 或宗教 ） 在 “ 实际生活方式 ” 中之所以 “ 有别于 ” 其他形态
的特征 。 在城市研究的领域 ， 这种误读尤为严重 。
在韦伯 （ ２００７ ： １９８－２１１ ） 看来 ， 正是城市孕育了资本主义文明 ， 艺
术 、 科学 、 行会 、 政党 、 民主制等都是在城市发生的 。 不过 ， 韦伯自己明
确说过 ， 如果严格遵守他对 “ 城市共同体 ” 的定义 ， ６ “ 即使是西方中古
的城市也只有一部分 ——— 至于 １８ 世纪的更只有极小的一部分 ——— 够
得上称为真正的 ‘ 城市共同体 ’”（ 韦伯 ， ２００５ ： ２３ ）。 然而 ， 当我们把这种
定义当作一种 “ 近代化 ” 的标准的时候 ， 当我们开始追问为什么中国没
有发展出 “ 资本主义精神 ” 的时候 ， 这种研究方式实际和马克思主义视
域下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 这种解读把历史
单向地理解为制度影响精神文化的过程 ， 但韦伯 （ ２００３ ： ５ ） 认为 “ 经济伦
理不是经济组织形式的简单的 ‘ 因变量 ’”。 所以 ， 他理解的中国城市发
展是被 “ 士 ” 的 “ 君子理想 ” 和宗族的精神气质不断影响的过程 ， 有别于
西方文明的儒教 “ 理性主义 ” 在家产官僚制的基础上维持着一个 “ 静态 ”
的国家 ， 城市商人 、 行会组织的潜在力量都被溶解在了由宗族 、 同乡 、 师
徒等关系构成的伦理秩序中 （ 韦伯 ， ２００３ ： ５ 、 ２２ 、 １８８ ）。
韦伯关于城市共同体的论述经由哈贝马斯的转化变成了关于 “ 公
共领域 ” 的研究 ， 把这一理论范式应用到中国史研究的代表当属罗威廉
关于汉口的系列研究 。 在 １９８４ 年发表的首部著作中 ， 罗威廉 （ ２０１６ ：
３８２－３８５ ） 从四个方面论证了 １９ 世纪的汉口已经表现出类似于欧洲的
城市自治现象 ： 首先是商业的发展 ， 政府财政对贸易的日渐依赖 ， 使得
商人自治取代了官府的直接控制 ； 其次 ， 随着移民地方身份的多元化 ，
依附于出生地的乡土观念日渐淡薄 ， 促成了城市意识和城市阶级的形
成 ； 再次是社会经济多元化的趋势 ， 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汉口市场
秩序的大规模调整 ， 新的地方势力开始出现 ； 最后 ， 汉口行会的发展形

６． 韦伯 （ ２００５ ： ２３ ） 认为 ：“ 要发展成一个城市共同体 ， 聚落至少得具有较强的工商业性格 ， 而且
还得有下列的特征 ：（ １ ） 防御设施 ，（ ２ ） 市场 ，（ ３ ） 自己的法庭以及 ——— 至少部分的 ——— 自己的
法律 ，（ ４ ） 团体的性格及与此相关的 （ ５ ） 至少得有部分的自律性与自主性 ， 这点包括官方的行
政 ， 在其任命下 ， 市民得以某种形式参与市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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