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3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仁诠释为“平等”，并和耶、佛两教乃至墨家互通；而“义”却沦为专制等
级主义的象征，和仁的博爱、开放精神构成对立（张灏， ２００６ ： ３５－３６ ）。
由此，儒学正统的纲常礼制与等差之爱都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破坏
性改造的触媒作用，反映在梁启超 ２０ 世纪初的政教思想上。他先是倾
向于激进的共和革命，不久后又退守立宪改良的道路；相对应的，他也
曾一度倾心佛教，之后虽然回归孔教，但却是要将其与“新民说”结合起
来，对于孔教在建制、祀典方面的议程则虚与委蛇（彭春凌， ２０１１ ： １７４ ）。
正是由于康氏将孔子从儒学道统和纲常礼制中超拔出来，并一度造成
了孔佛二教在精神原则上的趋同，他的弟子才获得了将孔教分解为“公
民伦理”的思想条件。
面向二，孔教重塑政教关系的努力所造成的影响。和上一点一样，
这种努力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政”的方面，前文已述，国教化孔教
含有将其打造成新的政治组织中心的意图，这是对帝制—皇权体制之
固有逻辑的破坏。在“教”的方面，孔子祀典在 １９０６ 年被提升为了最高
一级的国家祭祀，但另一方面，孔教普遍主义却在 １９０４ 年帮助促成了
帝国宗教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即放弃了通过册封（ 犮犪狀狅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将民
间信仰整合进国家祭祀的传统。可以说，孔教的神道化取向是和削弱
帝国旧有的神道设教体系相关联的（ 犌狅狅狊狊犪犲狉狋犪狀犱犘犪犾犿犲狉 ， ２０１１ ： ５５－５６ ）。
再进一步地看孔教和官僚制的关系。就其触发意义来说，不论是
止于设想的庙产兴教还是付诸实施的庙产兴学，都可以被看作是接下
去的大半个世纪中官僚制扩张、下沉、集权的先声。新政开始特别是
１９０８ 年以后，庙产和寺庙不仅被用于兴学，而且也因为自治局、兵营、
警察局、邮局等新式政府机构的需要而被征用。到了这时，毁庙运动已
经成为官僚制自我扩张和理性化的汲取对象，日后不论康有为还是别
的什么人出面反对都为时已晚。更富有戏剧性的是，自 １９０１ 年开始的
大规模的庙产兴学，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进而加速了科
举制于 １９０５ 年被彻底废止。从此，儒士阶层和帝国体制之间的关键纽
带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孔教的建制基础却依然没有着落。进入民初，
学堂内的祭孔仪式被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以政教分离的理由废除
（ 犌狅狅狊狊犪犲狉狋犪狀犱犘犪犾犿犲狉 ， ２０１１ ： ４７ 、 ５７ ），而在孔教会基础上组织政党的
计划也始终踯躅难行。如果说孔教在教育领域的失势主要是由于价值
理性化的分化趋势的话，那么它在政党政治中的无力，则反映出儒士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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