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4 - 《社会》2019年第6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层在失去帝国官僚体制的俸禄之后，缺乏独立的经济、社会资源（艾森
斯塔德， ２０１２ ： ７８ ）。
面向三，孔教的宗教转向及其价值合理化努力的影响。尽管康有
为对于孔教的神道化发展富于价值合理化的意义，但是从儒学内部的
视角出发，则是对其理性主义传统的大削弱。在西方挟理性化力量大
举侵袭之时，儒士阶层内的精英分子从陈宝箴到严复、黄遵宪，普遍对
康氏高举“保教”大旗不以为然（张翔， ２０１５犫 ： ８８－８９ ）。王国维（ ２００９ ：
１２２ ）对于孔教的批评也类似，他说：“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
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然而有趣的是，王氏指陈基督
教是“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大致不假，但他说孔教有“脱数千年思想之
束缚”的威势，却也同样真实。
在中国近代宗教史上，“正统”与“异端”的二元对立范畴被“宗教”
与“迷信”取代，是一个分水岭式的转变（ 犌狅狅狊狊犪犲狉狋犪狀犱犘犪犾犿犲狉 ， ２０１１ ：
５１ ）。康有为立孔教、毁淫祀的主张，其基调仍然由树正信、破邪信的传
统认知所设定。然而，上述两组二元对立范畴之间并不缺少转变的坡
道。比如说，前述康氏认为“巫觋为政，妄立淫祠”之所以普遍，是因为
“小民智者少而愚者多”。他的这个解释和梁启超将“智信”与“迷信”对
立起来，都隐隐可见新范畴的轮廓。另一个例证是，康有为的宗教进化
之三世观中，以多神论为最低下的阶段而有待于向一神论转变，而他同
时又有意识地把自己神道化孔教以取代淫祀的做法和这个宗教的进化
历程相对接。再考虑到此时的康氏对于西方宗教学界对巫术与宗教、
多神教与一神教等的区分已经颇有了解（唐文明， ２０１２ ： １２４－１２５ ），那
么只需要把淫祀等同于西方语境中的“巫术”，将其贬为“迷乱的信仰”，
然后宗教与迷信的新范畴就呼之欲出了。
可以说，康有为为改造中国宗教的大传统而注入的新思维，导向了
宗教与迷信的新范畴的通行，从而奠定了 １９０１ 年开始的“反迷信运动”
的观念基础（ 犌狅狅狊狊犪犲狉狋犪狀犱犘犪犾犿犲狉 ， ２０１１ ： ４６－４７ ）。 １９ 若结合韦伯的中
国观察可以发现，“迷信”这个出现在 １９ 、 ２０ 世纪之交的新词汇和韦伯
的巫术概念重叠度很高。由此来看，康氏的孔教革命还参与开启了近

１９． 事实上，康有为所参与推动的“宗教”概念，起初几乎是基督教的同义词，连佛、道二教也不
包括（ 犌狅狅狊狊犪犲狉狋 ， ２００３ ： ４３４ ）。由此可见，“反迷信运动”发展到后来把一切宗教都等同于迷信，
并不是无因的激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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