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5 - 《社会》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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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代中国的祛魅进程。
六、余论
上文结合韦伯的理论概念，论述了康有为孔教革命的缘起、内涵、
被抛入其中的时势与事件、意图与预料外的后果等。在这一系列考察
的基础上，本节旨在重估孔教革命的历史意义，更明确地揭示康有为所
扮演的扳道工角色的性质、局限和原因，为此有必要回到引言所展示的
问题意识，从韦伯的中国转型之问再次出发。
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打破皇权与儒士阶层的结盟，祛除民间的巫术
性力量，为理性化进程开辟道路？对于这个问题，韦伯本人并不是没有
观察、没有态度的，事实上，他曾据此给予了太平天国运动极高的评价。
韦伯（ １９９９ ： ２６９ ）认为洪秀全破除偶像、反巫术的先知预言取得了惊人
的成功，他还说：“让一种土生土长的但又从精神上接近基督教的宗教
产生出来。对于在中国产生这样一种宗教来说，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机会了。”从今天回看，韦伯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的厚望颇有一些诡诞。
同为基督教影响近代中国的突出事例，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和洪秀全的
太平天国分别代表了精英的和大众的救世主义运动。结合日后的历史
进程，本文认为，相比于后者在破除偶像和反巫术上的作为，前者所触
发的“庙产兴学”和“反迷信运动”在祛除巫术势力上有着更为深远的影
响。可以说，在实际历史中，破除巫术的理性化进程的真正发轫处是在
儒学与儒士阶层内部，而非来自某种民间性的势力。
对照孔教革命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它们各自的缔造者，从两位教
主的个人气质、禀赋，到它们对基督教的吸收程度，再到各自乌托邦的
特征，乃至教权制的发展情况，都可以看到显著的区别。就康有为而
言，早年的宗教修炼虽然带给他六经注我的自信，但是他阐发微言大义
的方法论却是理性主义而非神秘主义的。康氏早年的《郑康成笃信谶
纬辨》中便说：“盖时主不信儒，儒生欲行其道，故缘饰其怪异之说……
后世儒术尊明，诚觉前人之迂怪，而未识创教之难也。”（康有为， ２００７ ：
３１１ ）固然，基督教对康氏的影响远不只是提供了“缘饰其怪异之说”的
素材，但必须指出，基督教虽然鼓舞了康氏的先知—教主使命，却并没
有转换他的儒士气质。虽然“天”的概念在康氏那儿具有超自然的乃至
人格性的力量，但是天启式的奇迹却是他的心灵气质所全然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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