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的缺乏，让康氏可以为了回避政与教的斗争而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并对
小康之义和大同之义做看似并行不悖但事实上内在分裂的处置（张翔，
２０１５犫 ： ９２ 、 ９６ ），在此受到损害的是孔教作为“求知之方”而重塑行动取
向的潜能。
再从价值理性化去看。康有为试图以“公理”话语的建构在世俗西
学的强势涌入下为孔教奠定普遍主义的新基础。作为一种策略，他把
“科学”从“西夷”的技术性力量提升为了“一种客观知识、一种看待世界
的框架、一种重新规划世界关系的原理、一种‘自然法’……从而总是与
本体论或宇宙论的视野结合在一起”（汪晖， ２００８ ： ７６８ ）。这也是为什么
“以太”可以作为宇宙本源的表征物而与“仁”互通，从而被吸纳进康氏
的一元调和主义的知识论混融体当中。然而如上一节所指出的，这种
知识论与价值理性化的分化趋势相逆而行，因而在自洽性上存在先天
缺陷。科学理性主义的强势地位意味着它将很快获得独立的话语空
间，然后迅速从康氏粗拙的体系中抽身而去，让后者像纸糊的房子一样
倒塌。
事实上，康有为的大同说虽然以孔子三世说作为理论框架，但是这
一普遍主义乌托邦所设置的议题———国家、种族、性别等九种需要破除
的界限———表明世俗西学已取得支配性地位（汪晖， ２００８ ： ７７３ ），而得到
接纳和重用的西学，在其内在逻辑不断延伸之后，终将危及孔教自身的
合法性。这在康氏论及大同世的纪元形式时可以看出。他先是认为君
主纪元不如教主纪元能够维系长久，但随后又指出教主纪元也和大同
之世不相洽。康氏的理由是：“新理日出，旧教日灭，诸教主既难统一全
地，终当有见废之一日。此大劫难挽，亦与国主略同，但少有久暂大小
之殊耳”（唐文明， ２０１２ ： １３８－１３９ ）。也就是说，即便是先进如孔教者，
由于“新理日出”的大势，也无法在大同世占有立足之地，会大行其道的
反倒是仙学和佛学（郭鹏等， １９８９ ： ２４２ ）。
然而，孔教革命的局限性也必须结合它的反传统面目之下的保守
性意图来看。这里所说的保守性，指的是儒士阶层在理性化大变局中
对于自身整全性的维持。众所周知，儒士阶层身兼文人和官僚两种角
色，对家庭、教育、文化—学术、行政—法治乃至天人之际等诸领域施加
主导性的影响。儒士阶层所承载的儒学传统，既是一种综合性的观念
体系，又意味着相应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秩序。这两点既是“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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