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6 - 《社会》2019年第6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无论是“以孔配天”，还是模仿基督教会的建制和礼俗，都是外观化的、
有选择的移植，远未深入基督教精神的内核。在韦伯看来，这正体现了
儒士气质的一条突出特征，即“绝对缺乏任何的‘救赎要求’，特别是出
离此世来为伦理寻找根基的做法”（李猛， ２０１０ ： ２３ ）。
此外，康氏虽然在十几岁时就已接触西学，但是他真正严肃而富有
热情地阅读西学，却是在开悟体验之后（张灏， ２００６ ： ２８ ）。上述种种均
表明，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对于巫术力量的祛除，并非像洪秀全的太平天
国那样是受到基督教弥赛亚主义影响的结果。它的核心动机，可以用
《理性化及其传统》中的一句话来点出：“儒家的伦理可以不受先知革命
和救赎要求的困扰，但却无法回避西方理性化进程带来的挑战”（李猛，
２０１０ ： ２３ ）。正是理性化的西方的挑战，才激活并强化了理性主义面向
的儒学基要主义（ 犆狅狀犳狌犮犻犪狀犳狌狀犱犪犿犲狀狋犪犾犻狊犿 ）和对职业僧侣与教权组
织的固有敌意（ 犪狀狋犻犮犾犲狉犻犮犪犾犻狊犿 ），从而有“庙产兴学”运动的展开。 ２０
在同时代人中，康有为对于“保教”和“变教”的认识是非常早熟而
深刻的，但是他的孔教思想从未得到儒士阶层的广泛认可，并且很快就
转而以文化—政治保守主义的面目示人，而它原初的激越的普遍主义
精神，连同康氏并不隐秘的教主雄心，一并被流亡后的康有为本人亲手
掩埋。可以说，孔教革命参与召唤的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是极为
短暂的，它未能孕育自己事业的直系继承人，因而它对于日后历史进程
的影响仅是触发性的乃至征兆性的。
孔教革命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限，一方面是因为它自身的缺憾，另
一方面则与康有为的变教意图有关。对于前一方面，下面谨从卡里斯
马和价值理性化的角度各做一概述。
先从卡里斯马去看。和大多数创教教主的禁欲气质不同，康有为
富于拥抱现世的欢乐气质。禁欲气质的意义在于和现世的距离感，进
而产生伦理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在康氏那儿是找不到的。他的《大同
书》对人性所做的是一种坦率的享乐主义的解释，只不过，大同社会中
世俗幸福的极大化和道德之至善不再构成矛盾，而是相辅相成（萧公
权， ２００７ ： ２１ ；张灏， ２００６ ： ６９ ）。也因此，大同境界虽然为孔教引入了未
来感，但是这一乌托邦和现实之间缺乏宗教性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

２０． 参见汲?（ ２００９ ： ４２ ）所引的高万桑（ 犞犻狀犮犲狀狋犌狅狅狊狊犪犲狉狋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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