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1 - 《社会》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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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值理性化的较彻底形态，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初生时期曾与其建立过“选
择性亲和”的关系，但是等到经济和科学理性主义取得支配性地位之
后，清教伦理无论在经济伦理领域还是在世界图景领域，都转而被视为
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力量。
回过头来看孔教。康有为的这一宗教改革尝试将儒学转化为一个
价值合理化程度更高的救世性普适宗教，然而这一改革工作面临两个
基本的困境：其一是，孔教在知识论上的一元调和主义进路及其试图重
塑政教关系的努力与价值理性化的分化趋势相背反；其二是，作为泛宗
教领域的价值合理化努力，孔教却置身在一个科学理性主义正当强势
的世俗化时代。这两个基本困境各自对应了上文所论的价值理性化的
两点内在张力，即分化之作为价值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和分化的价值理
性之间的此消彼长。
下面谨从三个面向介绍康有为的努力所向，再以更大篇幅追踪其
预料外的后果。
面向一，孔教在知识论上的一元调和主义。康有为追随董仲舒，重
新确认了“气”的本体论首要性。这个气既是物质的，又是活力论意义
上的“神气”；进而，“天”也成为了人格性的有机存在体，一切生命的创
生之源，乃至“人人皆为天之子”（张灏， ２００６ ： ３７ ， ４２－４３ ）。更进一步的
申发则是，天化育万物而为仁，人类则是“取仁于天而仁”。但是在此，
“仁”已经与气相通而兼具了物质与伦理的双重维度，故而康氏才可以
说：“不忍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张
灏， ２００６ ： ４３－４４ ， ５４ ）仁的意涵是如此博大超绝，而让康氏自觉站在一
个至高的视点，可以将孔、耶、佛三教合一，因其“立教之条目不同，而其
以仁为主则一也”（梁启超， １９９８ ： ４２８ ）。可见，康有为的“仁学”将哲学、
伦理学、物理学、宗教等维度调和到了一个一元论的视野中。更准确地
说则是，这些后来彻底分化的知识—观念领域，在康氏那儿维持乃至加
强了它们的混融性。 １７
面向二，孔教在重塑政教关系上的努力。康有为虽然承认“君、师
合一”只是“人民之先”的普遍情形，但是他在谈及“离于帝王之以为教”
１７． 这种混融性或许和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影响有关，康有为和谭嗣同很可能接受了他们以
实证科学印证自然神学信仰的基本预设。可参见艾尔曼（ ２０１６ ： ３８８－３９３ ， ５０１－５０６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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