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6 - 《社会》2019年第6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德之野心者也。”（王国维， ２００９ ： １２２ ） １３ 抛开这一观点所包含的贬意，更
重要的是，王国维在此明确指出，康有为之孔教设想绝非一种单纯的学
术或是世界观的创新，也不仅仅是为狭义的政治议程服务，而是有一执
持国政、变革儒教的宏远蓝图。

四、孔教的普遍主义及其变教尝试

前一节论述了开悟体验带来的卡里斯马自觉如何把康有为推向变
革孔学的宗教使命。通过对传统的神圣起源的回溯，康氏宣布要让被
遮蔽的儒学精义重光并得到扩充。梁启超的《南海康先生传》中指出，
其师的思想富于“个人的精神”和“世界的理想”，而美中不足的是缺乏
“国家主义”（彭春凌， ２０１１ ： １７４ ）。孔教革命的激越的普遍主义，就体现
在个人的精神和世界的理想上，而国家主义的暂时性缺乏则和民国后
与国族重建相结合的保守主义化的孔教形成了反差。普遍主义和价值
合理化、卡里斯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救世主义的宗教／
革命运动中。 １４ 就本文的案例而言，借着神圣化、超越化的孔子的言行，

康有为揭示了一个抽离春秋时代背景的、普适性的“三世之法”，通向九
界破除后的大同境界。这一重塑宗教—知识体系的工作既是价值合理
化的内在要求，同时也由康氏个人的卡里斯马自证开出并提供担保。
孔教革命的普遍主义，可以看作是儒学传统固有的天下精神在外
在刺激下的复苏和自我扩展，它努力在全球新情境的冲击中，将异质的
外部经验—知识纳入自身固有的认知结构（汪晖， ２００８ ： ７５２ ）。对于有
普适效力的世界图景的巨大需求，是转型时期的突出特征。谭嗣同早
于孙中山而倡言“贵知不贵行”，又以“教”为“求知之方”，就是一个典型
的体现（谭嗣同， １９９８ ： ２３８ ）。谭氏所说的“教”即是孔教。作为“公理”
话语的早期倡导者，康有为意识到孔子之道作为“教”的一面的散漫不
彰，若不 加 以 系 统 性 的 改 造 不 足 以 应 对 列 国 竞 逐 的 新 时 代 （张 翔，

１３． 王氏早年曾供职于时务报馆，对于章太炎描述的馆内康门弟子的情状想必有亲身的观察。
１４． 托克维尔（ １９９４ ： ２１－２２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把法国大革命定性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
开的政治革命”而与早期基督教相提并论。托氏的相关论述被汪晖（ ２００８ ： ８２７ ）引入《现代中
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作为对康有为研究的总结。很显然，在康有为的孔教革命中，存在着颇
为类似的普遍主义精神，它为托克维尔的以下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明：“为了改变具体的习俗而
援用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绝非一种新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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