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0 - 《社会》2019年第6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性的孔教相比，已经置身迥然不同的语境之中。
危亡的时势曾给予康氏从边缘到中心的不世之遇，但是与他的改
制变教的理想相比，现实能够提供的机会窗口是残缺的、稍纵即逝的。
即便在拥有政策影响力的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未能让孔教动议得
到落实。日后世殊事异，孔教再未能向后人展开其革命形态所含藏的
全部历史意蕴。在此至少可以指出这样一点：孔教与民间宗教间亦敌
亦友的微妙关系提示我们，若要在近代中国反传统变革的问题视野中
审视孔教革命，则不仅要看到它冲击宗教大传统的旧有格局、开启祛魅
进程的重要影响，也要看到它试图维系儒学—儒士的支配地位，使其在
理性化时代获得新生的用心。

五、理性化视野中的康有为与孔教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虽然强调的是儒学传统中宗教性的一面，但同
时它又是在理性化时代应运而生的，这其间的张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孔教的特征和命运。
在开始之前，先有必要对“理性化”这一术语做一澄清。与检视孔
教思想时所用的价值合理化的术语不同，理性化更多地被用来指称包
括中国在内的近代世界的转型进程的核心特征。理性化的理论视野十
分宏阔，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通俗意义上的“现代化”。在理性化的进
程中，一方面目标理性以不可逆转的趋势不断自我复制与强化，但另一
方面，目标理性又和诸种价值理性以及其他社会行动类型生成着非常
微妙复杂的关系，充满了紧张、危机、冲突乃至裂变。
不光是在不同的行动类型之间，单是在不同的价值理性之间，就已
蕴含了深刻的内在张力。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是价值理性
化与分化的关系，其二是分化的价值理性之间的交互、消长关系。
就价值理性化与分化的关系来说，不同的价值理性化为不同的文
化领域提供了各自的终极视角，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有各种社会秩序
的“分化”并彰显出其内在固有的法则性。若无价值理性化的充分发展
和“升华”，一个社会的不同文化领域、社会行动的界限便是模糊不清的
（李猛， ２０１０ ： ２－４ ）。就分化的价值理性之间的交互、消长关系来说，不
同的价值理性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会建立或者良性互动或者此消彼
长的关系。本文第二节中曾提过清教伦理的例子。这一宗教领域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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