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9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前者对儒学传统的宗教性一面的彰扬却并不意味着对后者的宽容乃至
吸收。恰恰相反，虽然儒士群体一直在推动以儒学正信祛除淫祀，但是
康氏征毁淫祠、广立孔教的主张却达到了不同寻常的激烈的高点，而且
尝试挟持国家机器来达成这一主张。然而，随后的历史进程却滑向了
以庙产兴办新式教育的方向，以康有为无法预料的方式步步向前。康
氏的孔教理想始终无从着落，而中国宗教在民间社会自成一体的格局
也开始了它的终结之旅（汲?， ２００９ ： ４１－４２ ）。
相比于早在 １８９５ 年就提出的“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庙”的动议（康
有为， １９８１ ： １３２ ），将淫祠改为小学堂的奏折则要迟至 １８９８ 年戊戌变法
期间。这个从改为孔庙到改为学堂的转变，对康有为来说多半是因势
利导，不得不如此。因为此时真正有力量、也有现实利益动机来推动
“庙产兴学”的乃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而他们对于孔教的
动议是拒斥的。为了从建制上落实孔教，康氏除了主张孔学应当成为
各类学堂的必修内容之外，还转而在士绅阶层中筹设圣学会，而政治性
更强的强学会和保国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孔教会的预备组织形态
（唐文明， ２０１２ ： １１３－１２１ ）。 １６ 戊戌变法失败三年而有新政，庙产兴学在
更大范围内得到开展，成为地方政治精英汲取社会资源、推动新式教育
的重要手段，而康有为用以辅翼改制乃至作为改制之归宿的孔教设想
却再无着手的现实凭借。与此同时，康氏对于毁庙做法的态度渐趋负
面。他先是在流亡期间辩解自己毁淫祀的主张不触及佛道两教，到了
民初更是为被打压的民间信仰和节庆发声。时势如高山滚石，彼时康
有为曾有挟持国家机器推动变教的机会，不出十几年，儒学的正统地位
都已岌岌可危，而佛道两教乃至民间宗教也都成了必须串联的难友（彭
春凌， ２０１１ ： ９４－９７ ， １４１－１４２ ）。在这种新形势下，孔教虽然在民初正
式立会，仍有影响上层政治、形成自组织的机遇，但是和当初那个革命

（接上页）的颜钧（山农）。根据余英时（ ２００４ ： ２１６－２２５ ）的研究，颜氏的救世精神不像一般儒
士那样以俗世性为主，而是有很强的宗教的经验在其中。他自命教主，认为孔子的圣学发展
到最高阶段即是以“神道设教”；他对自己的门人构成了卡里斯马型的支配，并以“自立宇宙，
不袭古今”的气魄解经讲道———以上这些都和康有为相近，尽管康氏没有在神秘主义的路上
走很远。余氏还采用了韦伯对于宗教领袖的类型学划分，将颜山农判为“先知”和“伦理教师”
的混合型。
１６． 此时的孔教会被构想为国教形态的教会机构，而等到它在 １９１２ 年正式成立时，其性质仅
为一社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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