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4 - 《社会》2019年第6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岭。即便有日后的大量作伪，康有为在这一变法运动中所发挥的扳道
工的作用也是不可抹杀的。孔教思想在戊戌变法的政改蓝图中不占重
要位置，现实意义似乎很淡。但事实上，它不仅关乎康门投身变法维新
的驱动力问题，而且为现实变革扩展了意识形态的纵深。更重要的是，
它对于日后中国的转型进程有着深远的开启意义和征兆意义。
带着改制教主抱负的康有为，力图宣告一个据说是旧的、被扭曲的
神圣传统的重光。而孔子之所以被塑造成托古改制的教主形象，虽然
有学理上的推演论证，但更主要的是，康氏基于“自以为孔子”的超越性
体验而获得的一种对历史人物“身临其境”的主观把握。康氏的卡里斯
马自证是他日后建构卡里斯马化的孔子的先决条件，而具有了“建构的
卡里斯马”的孔子形象，则为康氏的变法改制活动提供了支配的象征资
本。上述的建构工作，主要是以彰扬“圣人以神道设教”展开的。
在康有为一贯的理念中，孔子因为“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而使儒
教成为最先进的宗教。其实即便在孔教革命时期，他的这个理念也并
未真正改变。康氏在此时强调神道设教的关键考量是树立在其三世说
基础上的宗教进化观，即从多神教先演进到一神教，再至无神的人道
教。康氏进而指出，“中国尚为多神之俗，未知专奉教主，以发德心”，因
而有独尊孔子的必要性；而恢复孔学的神道面向，则是尊孔的主要途
径。康有为说：“孔子六经、六纬之言鬼神者晦，而孔子之道微……魂灵
故孔子之道，而大地诸教乃独专之，此亦宋贤不穷理而误割地哉！”（唐
文明， ２０１２ ： １２４－１２８ ）为此，他着手对儒学进行系统化的改造，以便将
孔子从儒学的注解常轨中摆脱出来，以“大地教主”的形象再现于世，从
而为将孔教确立为国教提供合法性。
然而，这一神圣化孔子、救世化孔教的工作之所以可能，却是靠了
长期被儒学视为异端的诸子学、佛教、基督教等的助力。这其中，来自
基督教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康有为看来，相对于孔、佛二教，基督教的优势在于直捷、专纯，
“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
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梁启超， １９９８ ： ４２７ ）。正是基于对基
督教诸多方面的观察，康氏才有了认为孔学散漫无纪、无力祛除多神崇
拜之俗的结论，从而锐意推动孔教的神道化。作为一神教的成熟形态
和西方式“宗教”概念的范型，基督教为康有为的神道设教提供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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