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0 - 《社会》2019年第6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统与植根于巫术之中的经验现实高度紧张，并导向对于生活和世界的
彻底重估。这个重估剥夺了巫术式的世界图景的魔力和意义，从而为
理性取向的入世支配的实践伦理铺平了道路（李猛， ２０１０ ： ２ 、 ２１ ）。 ７

回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中来，在韦伯的观察中，无论是价值理性
化还是卡里斯马，都未能冲破“传统主义”的普遍支配地位。这突出反
映在儒士这个主导阶层的“精神”特质上。就价值理性化来说，尽管某
种意义上的理性化乃是中国家产官僚制和儒家伦理的固有特征，但在
儒学理性主义的内核中却早已嵌入了对“永远如此的传统本身”的“恭
敬”，使其无法克服传统的束缚而陷入停滞；而儒士阶层作为儒学政教
事业的担纲者，集中体现了这种外在形式化的“实用理性主义”。就卡
里斯马来说，酒神精神对于崇尚克己复礼的儒学传统乃是全然陌生的，
“麻醉与放纵的‘着魔’剥掉了一切卡里斯马式的神圣评价，只能被视为
受恶魔控制的征候”（韦伯， １９９９ ： ２８４－２８５ ）。与儒士阶层注重礼仪外
表的形式主义相映衬的，是一种“警醒的克己、自省和矜持”的心态。李
猛虽然批评韦伯只知“礼之文”，不知“礼之质”，但是也承认儒学的伦理
气质是情感和礼仪取向的，无法达成清教伦理的那种意志和伦理取向
的理性化（李猛， ２０１０ ： ８ 、 １０ 、 １６－１８ ）。
传统主义赖以维系的另一要义在于“巫术”的恒久影响力，儒学的
理性主义传统对其无从摒弃。事实上，由于巫术性的信仰和心态在“孝
敬”和限制专断皇权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使它得以渗入儒学伦理
的隐秘之处（李猛， ２０１０ ： １０ 、 １８ 、 ２５ ）。其结果就是，儒士阶层虽以施行
教化为己任，也成功地使儒学礼教沉淀在了一般民众的生活日用当中，
但是和清教相比，它并未能充分地将巫术从民众乃至自身的信仰生活
中祛除出去。 ８ 佛教的情况亦然。 ９
一方面是儒学传统与皇权—官僚体制的主宰地位，另一方面则是

７． 如王斯福（ 犉犲狌犮犺狋狑犪狀 犵 ， ２００８ ： ９１ ）所指出的，卡里斯马可以被应用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普遍历
史情境当中，但韦伯当初发明这一概念的用意却是指向现代性、世俗性和祛魅的。
８． 可参见杨庆（ 犢犪狀 犵 ， １９６１ ： ２５０－２６５ ）论述儒士阶层用以“知天命”的种种巫术性手段，特别
是占卜、风水、面相术等，此外还需注意围绕科举及第的天命和报应观。由此可见，儒士阶层
的理性主义和巫术之间的紧张性并不如清教传统中那么强烈。
９． 韦伯（ １９９６ ： ４３７ ）指出，大乘佛教在中国，就像它在印度一样，不得不对俗人信仰做出各式各
样的让步，接纳祖先崇拜、风水、驱邪等传统的宗教形式。如此这般的结果是，佛教无力对“巫
术的大花园”做实质性的改变，它对于中国人生活态度的影响主要在于强化了人们的恭顺戒
律和同情体谅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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