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8 - 《社会》2019年第6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源，一个是在巫术，另一个则在一个超俗世上帝的绝对不可臆测的决
定”。“从巫术那儿推衍出来的是传统的不可动摇性……然而从超俗世
上帝与现世……的关系上，却造成传统之绝对非神圣性的结果，以及要
将既有的世界从伦理与理性上加以驯服和支配的无尽的任务，此即‘进
步’的合理客观性”（韦伯， ２００４ ： ３２４－３２５ ）。可见，韦伯并非是在本质
主义的意义上将清教视作“理性”的。
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何以仅诞生于西方文明？正是基于这个提问的
“视角”，韦伯认为清教推动了狭义的价值理性化。对此有必要结合目
标理性的概念来看。一方面，近代西方的独特道路、其社会行动的特征
主要是以目标理性的逻辑来设定的，因而带有“态度和行动上的相似
性、规律性与持续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全新的生活秩序的出现，其
关键却在于自觉的价值理性化的推动———在经济伦理这个韦伯最为关
切的面向上，扮演扳道工角色的是新教改革后的加尔文教派（李猛，
２０１０ ： ４－５ ）。
在近代西方的理性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化和目标理性化之间存在
着辩证的背反关系。价值理性化具有打破传统的革命性，是理性化激
越的初生阶段；而目标理性化则是常态化的，专注于“功利目标”。后者
在自身的纯粹形态中丧失了“价值”乃至“精神”，因而，目标理性化的达
成也就意味着价值理性的行动的牺牲（李猛， ２０１０ ： ３ 、 ６ 、 ２８ ）。理性化进
程的背反还表现在，清教伦理在发生学上的关键意义并非由于它自身
的目的论设定，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其他因素间的“选择性亲和”。
日后不论是在功利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伦理领域，还是在科学理
性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图景领域，清教伦理都转而被看作了非理
性甚至反理性的力量（施路赫特， １９８７ ： ２８ 、 ３２ ）。 ５
在抽象意涵上，就最一般化的界定而言，卡里斯马意指“一个人的
被视为非凡的品质……因此，他被视为天份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
人的……力量或素质，或者被视为神灵差遣的，或者被视为楷模，因此
也被视为‘领袖’”。在这个定义中，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其一是支配正
当性来源于领袖个人，从而区别于传统型和法理性支配者来自外部的

５． 从这个角度看，价值理性化无论广义还是狭义，从其根基上看就是视角主义的。即便是科
学理性主义，也奠基于非理性的前提，涉及对知识积累的自身价值的信仰（施路赫特， １９８７ ： ３２ ）。

· １ ９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