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6 - 《社会》2019年第6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教”的结论中，他指出了儒士阶层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及对巫术的容
忍，把这看作阻碍理性化资本主义发展的症结。借着后见之明，笔者看
到了晚清一批革新派儒士的反传统言行及其变教和创教激情。可以
说，恰恰是从儒学 １ 传统的担纲者当中，走出了一批理性化转轨的“扳
道工”。这是否意味着韦伯的中国观察失去了效力？
在对李猛文章的研读中，笔者格外关注了“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
化”移置于近代中国的意义。李猛（ ２０１０ ）强调，韦伯的这两个概念看似
很不同，却都具有冲击传统的革命性。同时，二者在冲破传统和塑造实
践伦理上的力量都局限在初始时期。李猛（ ２０１０ ）指出，中国的理性化
始终具有移植性的特征，并且凭借了官僚体制的支配性力量，但是另一
方面，他又暗示了这样的观点：即便看起来是把西方现成的理性化成果
拿来的过程，但在其初始阶段，仍然离不开卡里斯马推动的“个性”塑造
与价值理性化推动的“非人格性”的社会秩序之理性化。这两点不仅是
西方理性化的奥秘，也可以用来对中国的近代转型做发生学的考察。
甲午战争以降直至清亡的近二十年，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在
中国近现代的第一个激越期。在这个激越期中，分水岭式的关键事件
是 １８９８ 年的戊戌变法。作为这次变法的深度参与者，也作为这一时期
最激进的意识形态革新（即孔教）的首倡者，康有为被笔者选定为首要
的研究对象。本文可以看作是把韦伯的比较宗教学理论和本土的现代
性经验相结合的一次初步尝试，它不是在韦伯的西方研究史的脉络中
追踪线索或者辨析概念，而是用这些概念来观照近代中国的理性化转
轨的“初生时刻”。
康有为（ １８５８－１９２７ 年）和韦伯（ １８６４－１９２０ 年）是同时代人，尽管
彼时中德两国的国运高下悬殊，且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进入现代性，但是
两人之间却颇有可以会通之处。在国族和文化的危亡境遇中，康有为
在以“保国”为目标的诸项纲领中，一方面富于远见地提出“物质救国
论”和一系列体制性的改革日程，另一方面却特重“保教”，可以说是以
孔教为终极的依归。这种思想取向，让人想到韦伯在审视西方的理性
化进程时是如何遍历各个领域而最后聚焦于宗教（韦伯， ２００７ ：［前言］

１． 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本文只在转引韦伯文本等必要场合使用“儒教”一词，在其他时候一律
使用“儒学”的措辞。但是需要明了，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教”和“学”并不构成分化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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