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9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正当性；其二是领袖禀赋相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性”，尤其是对于经济生
活的陌生感；其三则是决定性的———卡里斯马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评
判标准，关键在于 “追 随 者们”对于 领袖的 品质 做出何 种评判（韦伯，
１９９７ ： ２６９ 、 ２７２ ； 犑犻 ， ２００８ ： ４９ ）。
这里面最重要的特征三，意味着韦伯的卡里斯马概念并不追究领
袖是否真有超凡脱俗的内在禀赋，它具有很强的“建构主义”特征而绝
非“本质主义”的。这一方法论取向有助于处理两方面的操作性问题：
其一，记载卡里斯马领袖言行的文献常有诚伪难断的问题。康有为的
《我史》就是典型。其二，卡里斯马式的宗教领袖多是“先时之人物”，相
比于身后持久而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生前作为真实个人或许建立过的
支配关系，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意义反而较小。许多情况下，以上两方面
的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四部《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或是《坛经》
中的六祖慧能，如果以严格的“信史”为标准，那么对这些典籍的运用实
在是无从措手。但是，如果从“建构／象征的卡里斯马”的角度去看，那
么文献不足征的困难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事实上，历史上围绕
这些宗教领袖形成的卡里斯马支配，无论是它的起源阶段还是转折更
生阶段，都是和杰出的布道家或是宗教改革家的建构工作相伴随的。 ６
康有为对于孔子形象的重塑，无疑是基于对上述情形的高度自觉。
价值理性化和卡里斯马之间有同有异，先看异的方面。首先，卡里
斯马是一种个体性、人身性的内在力量，而价值理性化则和观念领域关
联更密。其次，前者始终是激越的颠覆性的力量，而后者只在特定时期
才如此。最后，价值理性化不仅“在否定的方向上牺牲习俗，也牺牲情
感性的行动”（李猛， ２０１０ ： ６ ），因而这一过程常常包含着对卡里斯马的
抑制。
再看两者相通的方面。除了反传统的革命性以外，上文还指出了
价值理性化在其根基处的“非理性”，而这也是它和卡里斯马共有的特
征。当我们把这两点共性放到清教革命的语境之中，就能够初步把握
“祛魅”的含义：在价值理性化、卡里斯马和传统之间，就如在价值理性
化和目标理性化之间，充满了冲突和深刻的张力。清教背景下的理性
先知预言，确立了一种理性化的、生活一体性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

６． 胡适把弘扬慧能南宗禅的神会比作“禅宗的保罗”。神会和保罗，是布道者式的卡里斯马的
理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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