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2 - 《社会》2019年第6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一年后的 １８７９ 年，康有为在西樵山白云洞专习道、佛之书并进行
修炼。如果说前一年的静坐实践及其体验仍可以看作是宋明理学家静
坐传统的延续，那么此时的康氏就已经进入了异端外道的神秘世界：
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
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者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 然自 得。
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
（茅海建， ２００９ ： １５ ）
在日后的回忆中，康有为对自己的这两次宗教经验做了较为否定
的评判，认为前一次是“《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后一次的“狂
喜大乐”只是“以为证圣矣”（唐文明， ２０１２ ： ３８ ）。但是，这并不影响以下
推断：当日的康氏因为有了此种证悟的体验而大起济苦救世之使命感，
乃至有日后的孔教之议。原始手稿中尚有“复以民生多艰， □□ 我才力
聪明，当往拯之”等语，亦是证据（茅海建， ２００９ ： １５ ）。
韦伯（ １９９７ ： ４９５ 、 ５００ ）在宗教高人类型学的视野下，对“先知”的特
征做了如下描画：纯粹个人魅力的体现者，根据自己的使命宣告一种宗
教教义；履行“个人的”使命而不是根据他人的委托，从而有别于神职人
员；为了自己的宗教目的而篡夺权力。深度介入戊戌变法之前的康有
为，无论是厌弃文典学习，经由修炼自证其宗教禀赋与救世使命，还是
自许教主、藐视儒士阶层的传统权威，都十分符合广义的“先知”的范
畴。梁启超和谭嗣同都把他们的老师看作孔教之马丁·路德（梁启超，
１９９８ ： ４２４ ；谭嗣同， １９９８ ： １７３ ），也就是说，一个有先知色彩的“宗教革新
家”。这是专指戊戌前后这一时段而言的。 １２
固然，康有为早年的宗教体验，即便不是日后的自我神化，也无从
考证其真伪。但是，康门弟子心悦诚服追随左右的事实，已经让这种宗
教卡里斯马具有了现实性的支配力量。章太炎（ ２００３ ： ３ ）在 １８９７ 年的
一封信中说：“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

１２． 塞巴斯蒂安·古兹曼（ 犌狌狕犿犪狀 ， ２０１５ ： ７３ 、 ８１ 、 ８５ ）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质理性
支配”（ 狊狌犫狊狋犪狀狋犻狏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犪狌狋犺狅狉犻狋 狔 ）的概念，以对应于四种社会行动类型中的“价值理性行
动”。路德被古兹曼看作是这种支配形式的典型。这个新提法对于把握康有为也颇有价值。
下文中我们将一再看到，对于康氏的心智世界来说，神秘主义的宗教体验和外来的世俗西学
并不互相排斥。“实质理性支配”的提法对于把握这种兼容状态很有帮助，它还进一步说明了
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之间的相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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