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3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固然，章氏对康氏怀有很深
的敌意，但是他所描述的这种激昂而躁动的氛围确是当时康门的实情。
梁启超自己在民国后的回忆中也写道：“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
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
书》者，喜 欲 狂，锐 意 谋 宣 传；有 为 谓 非 其 时，然 不 能 禁 也”（黄 彰 健，
２００７ ： ５３ ）。这种初次接触隐微义理所产生的强烈感受，恍若听闻“第一
义谛”的大乘佛教信徒的“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此外，梁启超（ １９９８ ：
４２７ ）还曾有将康氏拔高到救世菩萨行之高度的描述，虽然不乏宣传的
意味，但也反映了在当时佛教洋溢的氛围中，他们对于导师乃至自己的
期许：“不歆净土，不畏地狱；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狱；非惟常住也，又
常乐地狱……以故日以救国救民为事”。
从卡里斯马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如实理解康有为“六经皆我注
脚，群山皆其仆从”的超人自信的源泉所在，也才能理解康门义理授受、
锐意变法的精神枢纽为何，乃至谭嗣同甘为变法事业流血的信念所立
之基。如果只从今文经学演进的理路，或是西学、佛学的思想刺激出
发，则可能导致问题视野的窄化，把思想观念层面的消长和裂变等同于
人与群的行动本身。康有为之所以能够创设孔教，首要的即在于他个
人的宗教卡里斯马成为凝聚一个革新派小团体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
从困境和激情出发，由内而外重塑了康氏及其弟子的信念和行为方向。
作为宗教革新家的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重新
宣告一种（真正或者据说是）旧的默示”（韦伯， １９９７ ： ４９５ ），通过向传统
的神圣起源的回溯，揭示并宣布要解除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的遮蔽，
让它的精义在今日重光并扩充其逻辑，抵达更彻底的境界。
在此有一个分期界定的工作要做。本文所聚焦的是戊戌变法前后
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和此前此后的一贯观念———即以孔教为“人道教”
而区别于西方等国的“神道教”———相对照，此一时期康氏的孔教运动
激活了儒学传统中宗教性的一面，而他也以改制教主的使命自许而卓
立于世。虽然仅有短短的几年，但这却是孔教唯一富有反传统意蕴的
时期，此时恰逢理性化转型关键的“初生阶段”。下文将以“孔教革命”
称呼这个时期的孔教，以便与康有为流亡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孔教
运动相区别。
戊戌变法被学界广泛地看作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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