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２０１５犪 ： １３－１４ ）。在康有为及其门徒眼里，孔教激活并扩充的儒学精义
表现为多个层次上的普遍主义，它们或者立足于政治上的民权主义，或
者强调教化上的全球视野，再或者注重信仰生活的一体化，贯穿其中的
平等主义取向无疑对固有的政教结构形成挑战。
和弟子们相比，康有为更有城府，对于政治利害更为敏感，他的行
动策略也更具机会主义的成分。在戊戌年得到光绪帝赏识之后，康氏
由推动自立民权一转而为依靠君权变法，孔教思想中伸张民权的一面
被搁置了下来（黄彰健， ２００７ ）。即便是扩张孔教于全球的理想，其意义
仍指向中国自身的困局。结果，有机会在戊戌年间对具体的政治议程
乃至政策产生影响的，是打破信仰生活的区隔、把孔教推广为一般中国
人的宗教的理念。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旧有的宗教大传统开始被卷
入巨变的历史车轮。
前述引言中提到，康有为及其弟子的宗教史图景很大程度上是基
督教传教士提供的。基于这一有争议的图景，康氏反思了儒士阶层在
影响大众信仰生活上的局限性。康氏的一个主要关切是狭义的孔学仅
由建制化的精英担纲，与民众间缺乏亲和。虽然孔学居于儒学正统意
识形态的核心，得到官方的尊崇、科举制的加持，并通过伦常、礼制对一
般民众产生着持续的影响，但是把持民众信仰世界的却是佛道和民间
宗教中的神灵、观念。民众熟悉业报、轮回、菩萨、阎王，却往往不知颜
渊、子路这些孔门弟子的名字（黄进兴， ２０１５ ： ２３０ ）。在宗教生活的实践
方面，孔学与民众的距离甚至更远。谭嗣同（ １９９８ ： ２０７－２０８ ）曾有这样
的观察：“府厅州县，虽立孔子庙，惟官中、学中人，乃得祀之……农夫野
老，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既不睹礼乐之声容，复不识何为而祭之”。结
果，普通人把孔庙看作与科举功名相连的“名利场”，许多人皈依到了
“在理教”这类民间宗教门下，甚而落入“无教”可依的境地。
黄进兴（ ２０１５ ）称孔庙为“儒教的圣域”，他对于康有为的孔教改革
的研究，就是放在打破孔学和民众间的信仰隔阂的背景中展开的。从
他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的影响是首要
的。正是在与基督教主导的“宗教”概念对照之后，康有为看到了孔学
的封闭性，看到它未能脱离儒士阶层和国家祀典的范围，成为全国性甚
至世界性的普适宗教。他指出，“欧美之民，祈祷必于天神，庙祀必于教
主，七日斋戒，膜拜诵其教经，称于神名”；而中国的情况却是“惟童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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