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社会》2019年第6期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一词的基本定义，也是“教”之所以为“教”的所在。儒教的无所不包性
与儒士阶层不同角色间的功能混融性互为表里，并以此支配了中华帝
国的政治（阎步克， ２０１５ ： １０－１１ ）。
与帝国体制相结合的儒学与儒士，本是“周秦之变”后的新发展。
在这一从宗法—封建时代向帝制—郡县时代过渡的过程中，曾经的“士
大夫”阶层成功地在文明的推进中升华了它所带有的功能混融性和角
色弥散性，从而在分化程度更高的社会环境中维系了它原有的精致、丰
厚而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阎步克， ２０１５ ： ４１４ ）。在 １９ 、 ２０ 世纪之交的
新一轮的大变局中，虽然自我维持的努力是普遍的，但是对儒学传统进
行系统的创造性转化，以图立足于新社会、参与再造新社会的尝试，或
许康氏之孔教革命是仅有的一次。孔教之变教，不管是其一元调和主
义的知识论和以教摄政，还是宗教转向下的价值合理化，大抵都有一个
无需言明的意图在，即重塑原先由儒教所统摄的“信仰、知识与权力三
位一体的传统秩序”（汲?， ２０１７ ： ３８ ），从而维持儒士阶层的功能混融性
和角色弥散性。
这一保守政教传统的意图，在康有为那一代的革新派儒士当中是
有普遍性的，并且指引了他们日后的保守主义化（另一个典型的代表是
章太炎）。进入民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趋新的知识分子脑海中
的关键词从“教”变成了“主义”，然而其中有着接续性。新一代当中流
行的“有主义总比没主义好”的看法（王?森， ２０１３ ： ４ ），差不多就是清末
的“有教胜于无教”的世俗化翻版。孔教，作为清末变教—创教运动的
主峰，预兆了以“主义化”为特征的大革命时代的到来。激荡着救世主
义精神的大同说，“几乎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一种绵延百余年的抽象理
想，在后来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诸种意识形态中，我们皆可见
其中最基本的精神气质”（渠敬东， ２０１５ ： １０－１１ ）。
不过，“主义”较之“教”的优胜之处，却不仅限于思想—精神的层
面，也在于它落实为了革命政党这一全新的建制。尽管卡里斯马和价
值理性化在大革命时代继续发挥着冲破传统和塑造实践伦理的作用，
但是破旧立新将越来越依赖理性化的官僚制。相比于帝制时代官僚体
制根深蒂固的“传统”性，“主义”政党在推进官僚制理性化上的成果令
人瞩目，并和康党乃至同盟会所依靠的“党羽”“会党”的组织形式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与理性化官僚制相辅相成的是革命动员的自转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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