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5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者垄断，帝国范围内的山被逐级吸纳入皇家献祭的等级体系中，形成了
以“五岳”为中心的“封禅”和“郊祀”制度，皇帝以此重建自然和社会之
间的秩序（王铭铭， ２００３ ： １９０－１９１ ）。因而，山以及山志的写作常常
与帝国权力以及统治合法性的建构相关。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山逐渐被视为佛的示现地或者菩萨的道场，从
而具有超越性。 １３ 世纪，佛教叙事逐步将道教仙山转化成佛教圣地，
１６ 世纪，佛教“四大名山”开始逐步取代儒家正统“五岳”（ 犉狌 ， ２００９ ：
１３ ）。与此同时，在民间信仰中，朝山信众常常把佛菩萨想象为社会等
级和官僚制度的延伸，通过上香进贡等活动“贿赂”众神明，以达成诸如
求子求财求名等世俗愿望（王铭铭， ２００３ ： １７８ ； 犌犪狋犲狊 ， １９８７ ）。文人传
统也平衡了山的超越性和世俗性。中国文人群体不仅将游山玩水作为
一种审美需要，而且从 ９ 世纪起就开始在山野中建造教育机构，大量与
山水相关的画作和诗歌应审美与教育需求而生（ 犉狌 ， ２００９ ： １９ ）。
在这种背景下，汉文山志常常呈现出多种传统和叙事的杂糅。皇
权、宗教实践、文人的审美趣味以及民间求财求子等世俗愿望都影响着
关于山的知识生产和对于山景的塑造过程。山志和皇权的联系使得山
志的编纂常常由中央朝廷主导。直到 １６ 世纪，地方知识分子逐渐多元
化并且流动性增强（ 犈狊犺犲狉犻犮犽犪狀犱犚犪狀犽犻狀 ， １９９０ ： ９ ），大量地方文人、僧
道和士绅参与到地方志书的编纂过程中（ 犉狌 ， ２００９ ： １８ ）。一方面，地
方志书的编纂成为其维持地方声望和建构地方社交网络的一种计策
（ 犅狉狅狅犽 ， １９９３ ： １７８－１８１ ），因而呈现出地方特色；另一方面，地方志书
也被视为当地文明化程度高低的指标（林开世， ２００７ ： ７ ），所以常常在
形式和内容上模仿文明化程度更高的帝国中心，最终地方志书逐渐标
准化成为一种“类型”（ 犅犻狀 犵 犲狀犺犲犻犿犲狉 ， ２０１６ ： １４ ）。换言之，地方志书的
地方化和多样化在标准化的过程中逐渐变成去除地方差异的一种机制
（林开世， ２００７ ： ２ ），地方叙事传统也逐渐被整合进帝国的叙事中。因
此，山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地方志书，既不可避免地与帝国权力以及政治
合法性的建构相关联，同时也是不同话语和叙事相互竞争的阵地。
如果说汉文山志是帝国中心和地方世界、文人和官僚、僧道士绅等
各种知识传统和叙事表征合作与对抗的阵地，那么藏文圣地志则是密
教修行者及其教派建构佛教宇宙观和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法器。
在藏传佛教中，“圣地”（藏文 狀犪狊 ）广泛包括山川峡谷等自然景观
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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