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0 - 《社会》2019年第6期

非人间、曼陀罗与我圣朝： １８ 世纪五台山的多重空间想象和身份表达

界观和等级体系，也包含相似的国家想象和政治认同。第三，与文化相
比。文化（ 犮狌犾狋狌狉犲 ）通过与自然（ 狀犪狋狌狉犲 ）的对立来凸显自身，而文明是
一种对于人（ 犺狌犿犪狀 ）和非人（ 犿犲狋犪犺狌犿犪狀 ）存在的整体性关怀。文化分
析的路径易于将非人因素———地景或者神灵———视作功能满足、结构
对称或者政治阴谋，而文明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文化的边界，看到
文化本身的“他者”性———不仅仅是“陌生人”（ 狊狋狉犪狀 犵 犲狉 ）意义上的他者，

也是自然和超自然存在意义上的他者（ 犛犪犺犾犻狀狊犪狀犱犌狉犪犲犫犲狉 ， ２０１７ ： ２－
４ ）。本文分析的汉藏文本中都有对于山水和物产的描绘和记录，这些
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被边缘化了的“自然”，却构成不同文明叙事中的道
德或信仰空间。
本文从文明的视角出发对五台山进行的分析，虽然立足于五台山
学、清史研究以及藏学研究的浩瀚成果，却依然试图回归人类学对于国
家和地景、权力和空间关系的讨论。人类学对于国家和地景、权力和空
间关系的研究有多种路径。一种关注居住空间、城市或者建筑与国家
治理之间的关系。例如，福柯（ 犉狅狌犮犪狌犾狋 ， １９８４ ： ２３９－２４１ ）指出，自 １８
世纪开始，如何组织城市空间和设计建筑从而控制人口和传染病成为
法国知识分子论述“治理理性”（ 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狋 狔狅犳 犵 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 ）时的核心话
题。第二种关注非居住空间、环境或者自然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
例如，斯科特（ 犛犮狅狋狋 ， １９９８ ： １１－５２ ）认为，从早期现代国家开始，“国家
治理 术 ”（ 狊狋犪狋犲犮狉犪犳狋 ）的 重 点 之 一 便 是 自 然 与 空 间 的 “可 读 化 ”
（ 犾犲 犵 犻犫犻犾犻狋 狔 ）———一种将自然资源和空间转化为数据和图表等的知识生
产和政府行政过程。第三种是关注广义的空间或者领土与国家形成之
间的关系。例如，安德森（ 犃狀犱犲狉狊狅狀 ， ２００６ ： １６３－１８６ ）指出，在 １９ 世纪
末、 ２０ 世纪初新一波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地图从制造等级化和神
圣化的世界性空间转化为建构平等化和世俗化的民族国家空间。
首先，这些研究所关注的空间、地景、环境或者自然，无论表现为具
体的城市和环境，还是抽象的领土或资源，都明显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
治理 相 关，对 应 明 确 的 空 间、文 化 和 身 份 的 边 界。 阿 帕 杜 莱
（ 犃 狆狆 犪犱狌狉犪犻 ， １９８８ ： ３９ ）反思了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所造成的将地方与
人及其身份过度捆绑的困境，指出每个人都有可能处于比自身所处环
境更大的世界中。本文进一步指出，在时间上，五台山作为神圣空间是
超越一时一地一朝一代的国家和社会的；在空间上，往来五台山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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