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1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王、僧侣、文人、儒士、商贾、信徒等，跨越了语言、地理、民族、文化等的
边界，其身份是多元变动的。
其次，这些研究所讨论的统治中心和被统治边缘———既包括社会
性边缘也包括自然性边缘———处在对立和紧张关系中。根据弗格森和
古塔（ 犉犲狉 犵 狌狊狅狀犪狀犱犌狌 狆 狋犪 ， ２００２ ： ９８２－９８３ ）的总结，西方政治思想中
对于国家的想象是“利维坦”式的以人体来想象社会结构的结果，国家
被视为如头脑一般的理性统治核心，社会和个体被视为如躯体和四肢
一样无理性的被统治对象，自然环境则完全不在对于国家的想象中。
虽然米切尔（ 犕犻狋犮犺犲犾犾 ， ２００９ ： １７ ）在研究大英帝国的扩张过程时，考虑
到了自然与文明的内在关系，却依然复制了中心和边缘的紧张感。他
指出，英国疆域的扩张伴随着持续高涨的在殖民地复制宗主国地景的
热潮，这是一个将文化或者文明不断拓展入自然空间的过程。本文认
为，在中文语境中，“江山”构成国家想象的基础，“四方”和“万国”构成
对中心的定义。因此，与大英帝国在边疆复制中心的过程相反，清帝国
在中心复制边疆地景，将北京、承德、五台山等地逐渐发展为藏传佛教
的圣地。在这个过程中，藏传佛教以及自然环境都不是被文明化的对
象，而是构成文明中心的必要因素。换言之，清帝国的中心并不是一个
“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中心，而是由高度流动的行动者、混杂的
神圣地景、多重知识传统构成的中心。
从“文明”的视角出发，基于对四个文本的分析和对国家、民族、空
间、地景等概念的反思，在下面的部分，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五台山在汉
藏不同知识传统及其在帝国建构中的地位，然后介绍汉文的山志传统
和藏文的圣地志传统的特点，进而分析三个汉文五台山志之间的联系
和异同及其呈现出的五台山地景、表达出的多重身份以及对世界和帝
国、神圣和世俗的想象，继而分析藏文五台山志呈现出的五台山地景以
及对世界和帝国的想象。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将汉
文和藏文文本分开分析，却并不认为汉藏文本所代表的知识传统是相
对立的，因为写作这些文本的作者有践行藏传佛教的汉人，也有精通汉
文的藏传佛教高僧。 １８ 世纪内地和藏地之间人、物、知识的流动使这
些文本之间构成借鉴和对话。但是同时，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在很大程
度上意味着针对的读者群体的差异，因之出现体例安排、内容剪裁、行
文逻辑等的差异，分开分析更易于体现这些差异。

· １ ５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