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3 - 《社会》2019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９ · ６

派高僧的游走中，五台山再次通过与萨迦诸位高僧法王的联系而进入
藏传佛教的叙事中（ 犇犲犫狉犲犮狕犲狀 狔 ２０１１ ： １７－１９ ；扎洛， １９９８ ： １０１ ；郜
，
林涛， ２０００ ）。 １５ 世纪明取代元成为藏传佛教新的施主，与元朝独尊
萨迦派的政策不同，明廷采取众封多建政策，通过册封法王头衔与西藏
各教派的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因而西藏各教派高僧更加频繁地朝拜或
驻锡五台山。噶玛噶举派的大宝法王（ 犜犺犻狀犾犲 狔 １９８０ ： ７４ ；巴卧·祖拉
，
陈瓦， ２０１２ ： ４９ ）、萨迦派的大乘法王（阿旺·贡噶索南， ２００２ ： ２６４ ）以
及格鲁派的大慈法王都曾有朝拜或驻锡五台山，甚至修建寺庙或为信
众灌顶传法的记载（赵改萍， ２０１４ ： ８９－９１ ）。经过元明两朝的经营，
汉传和藏传佛教分别在五台山拥有了自己的僧伽传承。
五台山不仅吸引了道家仙方、佛门高僧、儒林雅士等各界朝圣者，
也被历朝统治者青睐、造访甚至复制。隋文帝、唐德宗、宋太宗等都曾
下诏赐赏营建五台（赵改萍， ２０１４ ： ９ ）。身份与正统儒家统治合法性
相左的帝王对五台山更是青睐有加。女皇帝武则天（ ６２４－７０５ 年）通
过佛教把自己打造成超越于儒家政治伦理之外的菩萨，其弘佛工程制
，
造了多处佛教圣地，五台山即是其中一处（ 犇犲犫狉犲犮狕犲狀 狔 ２０１１ ： ９ ； 犛犲狀 ，
２００３ ： ９４－１００ ）。同样借助佛教来建构政治合法性的西夏统治者于 １１
世纪在贺兰山制造了“北五台山”，契丹和蒙古的统治者也如法炮制出
，
“小五台山”（ 犇犲犫狉犲犮狕犲狀 狔 ２０１１ ： １２ ）。蒙古统治者不仅复制出了“小五
台山”，在蒙元一统中原时期，还在五台山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大做佛事
设会斋僧，并且开启了五台山僧侣制度系统化和官僚化的先河。 １２６０
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领天下释教，授玉印； １２６４ 年，忽必烈设立
总制院掌管汉藏佛教，八思巴受命领总制院（赵改萍， ２０１４ ： ５１－５２ ）。
领命之后，八思巴即推荐胆巴国师入元廷并赴五台山建立道场，将密宗
嘛哈噶喇 ２ 崇拜带入五台山。由此，忽必烈和八思巴形成了内地与西
藏高层政治宗教互动的供施关系，即以政治庇佑交换宗教护佑的关系
模式。
１７ 世纪中晚期，满族在东北崛起，挥师南下，以大清取代了大明。
大清帝国于 １８ 世纪基本控制了内地和内亚边疆（ 犱犻犆狅狊犿狅 ， ２００９ ： ３３３
－３３４ ； 犚犪狑狊犽犻 ， １９９８ ； 犔犻 ， ２００２ ）。同一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西藏
崛起，成立了甘丹颇章（藏文 犱 犵 犪 ’ 犾犱犪狀狆 犺狅犫狉犪狀 犵 ）政权，在达赖喇嘛的

２． 嘛哈噶喇也叫大黑天，是蒙古皇廷的战神（陈庆英、周生文， １９９０ ： 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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